行动者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1)

　　今年，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由其长子梁培宽编选的《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出版，次子梁培恕写完父亲传记的第二部，尚待付梓。

　　梁漱溟生于北京，24岁入北京大学任教，7年后辞职，投身农村，在广东、河南、山东辗转开展乡村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又创办勉仁中学；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95岁人生，他的身份有：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等等。身后二十五年，这些身份都已经如浮云消散，留存下来、可供流传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是他作为儒者为农民四处奔走，为家国奋力呼吁的行动家的身影。

　　这其中，梁漱溟孜孜以求的两大问题，时至今日，仍然不过时。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最终，儒家学说缓解甚至解决了梁漱溟的人生问题，他发现了中国式的人生意趣，不再认为“人生是苦”，而是抱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个问题，“中国问题”，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没能真正得到解决。建设中国耗尽了梁漱溟的一生，也耗尽了更多人的一生，同时，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行动致良知 延续儒家实践传统

　　梁漱溟的95岁人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问、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在梁漱溟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他告别大学而去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对儒家义理的践行。

　　马勇是最早研究梁漱溟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他去见梁漱溟，其时，梁漱溟已经反应迟钝，“问什么事情，都回忆不起来”。

　　在马勇看来，梁漱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人物。梁漱溟的95岁人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问、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1979年，美国学者艾恺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获得过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所谓‘最后的儒家’，是艾恺胡说八道，他不知道在梁漱溟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儒家。”马勇对记者说：“艾恺当年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访谈话题，他就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从来都不这么讲。”

　　对于梁漱溟身上“最后的儒家”这一标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学者许纪霖认为，这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而是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在许纪霖看来，传统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儒家知识分子。“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没有了科举功名，儒家知识分子在身份上画上了句号，但是精神直到1949年才整体消失，梁漱溟作为民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最后一个儒家。”

　　民国时，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学者，“他们执着于发展儒家的义理”，在大变革时代，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不同，在梁漱溟身上，“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显”。

　　1924年春，梁漱溟到山东曹州高中演讲，提出“农业立国”主张。同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探寻中国出路，付诸实践。1927年，梁漱溟应当时“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李济深之邀，远赴广东，希望在那里实践乡治计划。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许纪霖说。

　　承担时代的使命 1929年的主题之行

　　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认为当务之急，为“改造农村，开发民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和各地乡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他后来创建的乡建提供经验、教训，坚定了他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

　　1927年，梁漱溟前往广东开展乡治教育，决定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培养一批从事乡治的人才，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完成乡村建设。次年4月，他还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递交了《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开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落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建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

　　当时，乡村建设运动蔚然成风，全国乡建机构和团体达600个之多，数个地方的乡建活动规模较大、影响空前，有识之士热情奔走，积极行动，以求救活农村，复兴农村。最初，国民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乡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后来也以官方姿态直接或间接参与类似活动。马勇表示，这要注意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背景，他们希望有不同的尝试，寻找出路，因此对各个省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规范。这自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机会。

　　“这是时代使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乡村建设人士欧宁认为，西方思潮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急需着手改造中国，改造农村，急需开发民智。

　　在这场主题旅行中，梁漱溟参观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创办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区、阎锡山在山西开展的村制改革实验等。他甚至向陶行知“借”了三个学生来帮忙做事。

　　欧宁认为：“这样的考察，包括后来的乡建实践，为梁漱溟的论述提供了现实支撑，不是阅读典籍而来，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获得。”这其中，不只是乡建理论论述，乡建运动本身这件事情，梁漱溟的这次旅行，日后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各地乡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为后来的乡建提供经验、教训，坚定了他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

　　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践行者，欧宁非常重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他觉得，乡建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非梁漱溟莫属，“他有各种深入的论述，有理论与行动的结合”。“我觉得任何社会运动，都要有论述，要把行动、思想通过论述来和人们分享。这一方面，梁漱溟做得最棒，我也学习过。”说这番话的时候，欧宁正在自己开展乡建项目的地方安徽黟县碧山村。

　　2011年8月，欧宁和他的小伙伴们发起举办首届“碧山丰年祭”活动，“丰年祭”本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他们借用这一仪式名称，冀图恢复和重建这种由来已久的乡村公共生活，赋予它新的社会文化内涵。不过，“碧山丰年祭”举办了一届即告夭折，去年活动开始前被迫取消。

　　“现在，我们的乡建活动变得日常化，不再有大型活动，没有什么外来人参与，只是和村民开展内部学习、交流对话。”欧宁说。

　　（下转C04版）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