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 父辈的中国梦

　　今年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其长子梁培宽现已88岁高龄，仍然孜孜不倦整理父亲的文稿。8月28日上午，梁培宽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谈父亲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当时他个人的记忆、体验，谈祖孙三代对家国命运的共同关切，话题绕不开梁漱溟曾上下求索的“中国问题”。

　　采访时，梁培宽眼前放着一张白纸，手里拿着一支蓝色圆珠笔。谈到会心处，他拿起笔，做书写状，但拿起，又放下，一个上午的时光过去了，他没有写下一个字。“二十多年过去，我只是在走近我父亲，并没有走到。”梁培宽说。

　　研究院去小学劝阻早婚

　　新京报：1933年，您随父母去乡建实践之地山东邹平。对在邹平的时光，有什么记忆吗？

　　梁培宽：有记忆。那时候，邹平没有什么好玩的，只是一个小县城，无水无电，没有电影院，没有广播，但我父亲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一个袖珍收音机，放在客厅里，很少用，我去的时候听一下。当时，研究院普及卫生知识，编一些短的话剧，比如告诉人们要洗手，土法接生和新式接生的不同等。我知道有话剧要上演，就摸着黑，走很远的一段路去看。当时环境就是这样，农村很闭塞，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家里订了北京出版的《世界日报》，不是给我订的，家里人订，我们也可以看。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我弟弟有了读报的习惯，不读报很难受。

　　那时候，在邹平，有很多人缠足、早婚，研究院里的人就在小学里讲，劝阻大家。我记得小学同班有个学生，他结婚了，大家都去教育他。这个我印象很深，早婚由家长操办，因为他们需要劳动力，儿子不到结婚年龄，妻子比他大很多，到了家里就可以搭把手，是一个劳动力了。

　　新京报：对于早婚流俗，您父亲是从思想层面开导，从人们的内在需要出发。

　　梁培宽：对，主要是开导，讲这样做了会怎样，不做会怎样。比如，请县卫生院的护士来学校教我们怎么防治眼病，希望学生回家去影响家长。那时候，人们不讲卫生，家里只有一条手巾，所有人都用它，不刷牙，不梳头，所以农村的情况急需改善，不管是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任何人去一看，就明明白白，都会觉得这样不行，得改变。研究院不仅仅是宣讲，还注重行动，办农场推广优良的农作物，引进猪、鸡等。我记得农场养有波支猪（波兰猪与中国猪混交种），体型很大，肥肉很多，不像现在只要瘦肉，因为那时候农村缺肉缺油嘛，农民讲求实惠，实惠多，运动开展起来就容易多了。

　　新京报：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怎样一个境况？

　　梁培宽：当然是很乱的，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一个安静的乐土，比如说我在山东，不会想四川挺好，或者广东如何，都一样，都乱，只是程度不同。现在来说，我们那时叫“颠沛流离”，到处跑。1949年前我回想过，最多在一个地方连续住过五年。

　　新京报：在开展乡建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是全身心投入的，把孩子都带过去，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吧？

　　梁培宽：带孩子过去的，也不少。那时候去研究院工作的，可以说，都是想真正做一点事情的人，因为待遇并不比城里高，生活并不比城里好，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就是能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实处，觉得整个工作有意义，你的工作有意义，心里就会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不是说将来可以评职称、加薪，纯粹是为了某种共同的理想，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同样的中国梦。当时，在邹平这个小县城里，估计团结了一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其他县哪里有？

　　新京报：有评论者认为，梁漱溟立志使农民富裕但思想逻辑的结果却是农民的普遍贫穷，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上的南辕北辙之处。您怎么看？

　　梁培宽：不是，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看，我父亲开展乡村建设，理想主义的色彩很重。他认为，开展这项运动，是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不是为了救济农村，改善他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不是到此为止。开展这项运动，要着眼于整个文化的建设，他说这个建设，在他的理想中，如果我们做得好，可能有世界意义，整个世界的改变，或许就该从这个方向走。他有长远的想法，有世界眼光，不限于中国，更不限于农村局部地区。

　　当时有一个难题，一是从基层抓起，二是从国家层面统筹展开，怎么选择？第二点当然很好，但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到开始乡村建设的这三十多年，国家始终是分裂的，战乱不断，军阀割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更别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乡村建设。他说等了30多年，等不出来。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他只好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农村入手，并不是说他只重视农村问题，他其实认为中国要有根本的翻身还得依靠工业，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农业的条件比工业好，那就从农业入手，从农业引发工业。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合理的，是能走得通的。

　　至于使农民富裕的问题，在邹平这一块，当然是有改善了。比如说，农民临时缺钱，去找放高利贷的人，利息很高，那么，县里就成立一个金库，农民可以来贷款，利息低很多，大家都来了，如果是合作社来贷款，优惠更多。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以经济引入政治，比如办合作社，合作社是个经济组织，合作社里做的事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这其中的选举、合作、监督环节，实际上是培养农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习惯。这些深层的意义，大家有时候看不见。

　　新京报：那时候，一批知识分子扎根农村，开展乡村建设，为中国寻找出路。现在也有一些人在开展乡村建设，经济、交通等条件好很多，但似乎影响不大，实际效果也很欠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

　　梁培宽：大环境不一样了。那时候，在邹平，这个县的事务，研究院可以做主，山东省并不管，而且在经费上有减免优惠，还有特殊补助。当然，邹平当时还是很穷，我父亲从日本参观回来说，日本一个小学的礼堂都比我们研究院的礼堂大得多。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忧虑，是觉得差距太大，得加紧干啦。要知道，这不是一家人穷，或者一个县穷，而是整个国家都穷。另外，我父亲所实践的地方自治，就是希望地方本身有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运行的能力，不要政府都管，而且主要用教育的方式，来启发人的思想，把农民当主体，让他们真正有主人翁的感觉，自己来管理农村。

　　我觉得，国家和社会不是一个东西，有的事情要由国家来管，有的则要社会来管，要发挥社会本身的功能。

　　合作社培养民主政治生活习惯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新京报：祖父梁济殉节，父亲梁漱溟以行动修身，到您这里，是一个生物学者、父辈思想的诠释者，梁家三代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对待方式不同，其中是否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在？作为梁家人，您怎么看待这种代际流变？

　　梁培宽：我想了半天，前面两代的评价，都算数，我们这一代就说不上了，只是做了一点辅助性的工作。就我来说，对我父亲的思想，我不敢说替他发挥了什么，在他思想的基础上有什么创新，我做不到，我能做的，仅限于整理编辑工作，我想把我父亲来自社会的思想，又回报给社会。

　　这三代，当然有一些东西传下来，如果一点没有传下来，我就没有这么大热情、责任，来做编辑工作了。是什么传下来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这方面谋取利益，这是我们祖孙三代共同的地方：我祖父在清末的时候，当个小官，最后他投水自尽，不是因为个人问题、家庭问题想不开，是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感到绝望，希望以死警醒国人。我父亲受祖父的影响很深，他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做了，没有辜负祖父对他的教育，如果一直在北大教书，学术成果会更多，生活要安定，不会吃什么苦，但是他要去乡村，开展乡村建设。对于我们后辈，当然无形之中，是一种教育，我们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说我们延续了什么，那就是这种家国情怀。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