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中的北京佛道教文化

　　前不久，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一套三大系列，共1039册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它把将近七千种地方志里面的佛道教文献汇辑在一起，收入的文献是按现行的行政区划来编排的，各个省市的文献以时间为序编排在一起。其中，有关北京市的佛道教文献就有9册。本报特邀该丛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撰文，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潭柘寺未必最早

　　一般学者及北京人都认为北京佛教起于晋，北京最早的寺庙是潭柘寺，如果灵泉寺情况属实，那么北京佛教史就可以往上再追溯几百年。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五朝古都，北京是中国的佛道教中心之一。许多佛道教人士如同今天的打工者一样怀着他们的宗教梦想，来到此地，传教布道，或者来求取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和支持，以光大本教。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北京，而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则把他们的光辉业绩镌刻在了北京的地方志里，静琬、华严祖师、八思巴、万松老人、紫柏禅师、褔裕、道衍、丘处机、王处一、郦志诚、边洞元、邵元杰等等，甚至还有国际友人高丽僧慧月，在《人物卷》中的不同方志中对他们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

　　北京吸引了很多宗教人才，但是它也不吝为我国的宗教文化贡献了许多人才，寇谦之和刘海蟾是最著者。寇谦之，昌平人，十八岁时从成公兴如嵩山修道七年，后来他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改革天师道，使天师道大盛于北方，被封为国师。刘海蟾，五代时燕山（今北京西南宛平）人，修道于华山、终南山，得道成仙。民间有许多有关他的传说。《人物卷》中的《顺天府志》《昌平县志》都有他们简短的传记。著名的高僧名道在这套书中可以找到比国史更详细或者差异的解读，而一些只在当地有知名度却不著于国史的僧道，在这套书中也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所以这套书的文献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国史的多样化的资料，同时它也弥补了国史难以巨细靡遗的缺憾。

　　一般学者及北京人都认为北京佛教起于晋，北京最早的寺庙是潭柘寺，所谓“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潭柘寺的资料，但是《寺观卷》第10册117页明末宛平县志书《宛署杂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信息：“灵泉寺，在凌水村，起自汉时。”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北京佛教史就可以往上再追溯几百年，潭柘寺作为北京建造最早佛寺的地位也就得易主了。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随着北京在辽金元明清时期作为都城，成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历朝统治者的提倡，北京的佛道教也越来越兴盛，在这几个朝代北京修建了很多寺观，《寺观卷》第8册134页明朝万历年间沈应文修纂的《顺天府志》卷二寺观中的一段话就反映了在万历年间佛道教在都城的概况，“都城之内为地几何，而象教琳宫迨居其半。绀宇摩云拟于甲第，高竿长幡簇如蝟毛，缁流髠徒等于编户。宝耀佛灯，灿如晨星。即今大帑告匮，不啻饥渴，而二氏之靡费动以万数，有国事之虑者能无怏怏于衷耶？”佛道教的庙宇占京城面积的一半，寺庙建筑之高大与贵族府邸相媲美，教徒们像百姓一样常见，国库穷蹙，宗教豪奢，这种兴盛的局面和国家的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竟然由此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可见佛道教在当时是多么的兴盛。

　　北京在作为国都的几个时期，不但修建了大量寺庙，而且佛道教文化事业也非常繁荣，今天为我们所知的许多藏经，如佛教《契丹藏》《赵城金藏》《普宁藏》《元官藏》《永乐北藏》《乾隆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道教《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不是在北京刻印的就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在异地刻印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汇纂》北京部分就收录了许多有关大藏经的资料。《寺观卷》第8册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中记载了金代崔法珍把《赵城金藏》进献给皇帝，皇帝命京城圣安寺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赐其法号，将《赵城金藏》的经版收藏在京城弘法寺的情况。举世闻名的房山石经在《诗文碑刻卷》中也多有记载，其中第10册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对于石经的收藏地，经名、刊刻时间、刊刻人、存废情况、版片数量等情况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除了石经本身，对于主持刻经者如隋代静琬及云居寺，在这套书《人物卷》《寺观卷》《诗文碑刻卷》各卷中，从不同的角度，都做了大量的记载。

　　糠禅、大道教在北京

　　北京地区的文献中收藏的一些有关大道教和糠禅的资料，就是这两个教派研究资料的主体部分。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中的佛道教文献，不单单可以作为国史资料的补充，它收录的很多文献更是在国史中所罕见的，比如该书收录的北京地区的文献中收藏的一些有关大道教和糠禅的资料，就是这两个教派研究资料的主体部分。

　　糠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也叫头陀教。金代刘纸衣创立，其后世弟子寂照于1219年到燕京广济寺，开始在北京传法，之后又有雪庵溥光至大都，受到元世祖的赏识，赐“大禅师”之号。由此迎来了糠禅的兴盛。因为糠禅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之法门，一反以参禅、念经为修持法门的传统作法，适应了动荡社会中苦难民众的心态与希求，所以“市井工商信糠者十居四五”。但是因为它与其他正统佛教宗派的严重分歧，陷于孤立，后来渐渐堙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留存下来的相关文献也是吉光片羽。《寺观卷》第8册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胜因寺一条，共有一千多字的宝贵资料，将作为糠禅大本营的胜因寺的位置及修建情况，糠禅的立教理念，创始人及历代祖师，雪庵溥光时期的糠禅现状，溥光的生平简介，溥光之师兄弟都做了交代，同卷兴教院一条，共八百多字，前面简单地介绍了这个糠禅寺庙的位置，后面则抄录了元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中顺大夫李鉴撰雪庵书写的《寂照禅师道碑》，在碑文中详细的叙述了寂照禅师的生平。这两条虽然不足两千字，却基本上将糠禅的创立、流播、发展、兴盛的脉络及糠禅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梳理清楚了。如今这些文字就是研究糠禅的最重要的资料了。值得一提的是，据何孝荣博士《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一书，著名的北京广化寺也曾经是糠禅寺院。在《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汇纂》中记载广化寺的资料很多，不过这些资料中却并没有提到。

　　大道教是道教的一个宗派，兴盛于金元之际，后来消融在了全真教和正一道的熔炉里。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关大道教的资料也很少。《寺观卷》第8册96-99页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八中记录了两座大道教的寺观玉虚观和福元观，这两条记录最可喜的是为我们理清了大道教的历代祖师谱系。《人物卷》第4册78页光绪《顺天府志》中郦希诚条则告诉我们从大道教的主干上又生出一个旁支，而且这个旁支在元代还取得了比大道教主干更辉煌的地位。郦希诚得法于大道教第四代祖师毛希琮，见知于元宪宗，授“太元真人”，名其教“真大道”，以别于大道教，后传教于孙德福，再传于张志清，徒子徒孙都受到了当朝皇帝的恩遇。对于研究资料稀少的大道教来说，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

　　康熙改“皇姑寺”为“显应寺”

　　土木堡之变时，明英宗被太监王振蛊惑亲征，路上一个姓吕的尼姑劝阻，却被英宗捶杀，英宗复辟后感其忠义，封尼为皇姑，为之建寺。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虽然是佛道教资料的汇编，但是因为佛道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影响，所以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必然也会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开启历史之谜的钥匙。比如历史研究者在这套书里面一定会找到大量重要人物与佛道教交往的历史资料，如历代统治阶级封赐僧道、敕建寺庙、刻印经典的史实，比如文人雅士与高僧大德的相互酬唱。这些资料对于国史研究来说都是有益的补充。这一点在五朝古都北京的地方志里无疑是最突出的。同样的，因为民间宗教与佛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民间宗教的学者也可以在这套书中发现许多与民间宗教相关的资料。

　　比如在北京有一个皇姑寺，这个寺庙是民间宗教西大乘教的发源地，创建这个寺庙的吕姓尼姑则被该教奉为第一代祖师。据这套书《人物卷》中光绪《顺天府志》、《寺观卷》中《帝京景物略》和《宛署杂记》中的记载，这个寺庙的建立还跟一个大事件有莫大的关系，原来，土木堡之变时，明英宗被太监王振蛊惑亲征，路上一个姓吕的尼姑劝阻，却被英宗捶杀，英宗复辟后感其忠义，封尼为皇姑，为之建寺，赐额“顺天保明寺”，资料中还记载了吕尼种种帮助英宗的神异之事。据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的研究，这个寺的建立和寺名的取义是缘于明英宗为了证明其复辟的正当性，原来“顺天保明”倒着念就是“明保天顺”，“天顺”恰是英宗复辟后的年号。后来吕尼五代弟子归圆创建了西大乘教，因为西大乘教仍是以佛教道场面世，又不反对朝廷，注重吸纳女教众，所以它一直得到包括嘉靖两宫太后和万历皇太后等权贵的资助，到清代时，因寺名与新朝相悖，康熙改赐“显应寺”，但是当地百姓一直都习惯于叫它“皇姑寺”。

　　通过检阅汇聚在一起的这么多文献，我们还会发现，各个文献有时候对同一个人、寺庙或者事件会有不同的说法，这样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候会令研究者陷入困惑，但是同时它也会促使研究者进行比较，去伪存真，把那些真实可靠的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我们研究对象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从而发掘出历史的真相。□何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