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消逝六十年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了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近日，青年学者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2》面世，该书是研究燕京大学的首部专著。对于想了解燕京大学历史的读者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未名湖原本是燕京大学的遗产

　　燕大的弦歌雅诵、风流际遇慢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大概得归功于钱穆、洪业、顾颉刚、周一良、侯仁之等先生的回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博雅塔、未名湖原本不是北大的标志，而是燕京大学的遗产。燕大的弦歌雅诵、风流际遇慢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大概得归功于钱穆、洪业、顾颉刚、周一良、侯仁之等先生的回忆。顾颉刚曾充满感情地说，在燕京大学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充实的段落。洪业的终身成就跟燕大密不可分，除了史学研究上的贡献，其荦荦大者，就是执掌燕大历史系，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创立引得编纂处，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周一良、侯仁之都是洪业的得意门生，晚年缅想燕大岁月，情深意浓。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虽不长，但那是他首次在高校执教，与以往在小学、中学的经验相比，“感觉迥异”。

　　未曾受过大学教育的洗礼，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钱穆的这种感受，跟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颇有关系。这座华北知名学府，由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初期校址在北京东城盔甲厂，1926年迁至海淀，东为成府村，西为挂甲屯，也就是现今北大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存世仅三十八年，却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大精神的熏陶和磨砺下，英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教会大学之首”，跻身名校之列。可是，这样一所高校，在院系调整中，终究没能逃脱解体消失的命运。更可叹的是，学界对燕大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与她曾经的光辉与荣耀不相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近出版的《燕京大学1919-1952》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定位:围绕中西文明冲突来讲述

　　这书从燕京大学的诞生写到它的消亡，但并不面面俱到，相反重点突出，主要是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入手”，讲述燕大在一系列紧张冲突中不断调试，成为一流学府继而又被撤销的历程。

　　《燕京大学1919-1952》，用陈远自己的话说，并不是一本“严格的校史”。而这个定位，对本书的写作至为关键。读者品评该书，也应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书从燕京大学的诞生写到她的消亡，但并不面面俱到，相反重点突出，主要是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入手”，讲述燕大在一系列紧张冲突中不断调试，成为一流学府继而又被撤销的历程。因此，本书重“变”不重“静”，重“冲突”不重“平和”，也就缺乏一般校史所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也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校园生活的描摹。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缺点，但联系本书的定位，也完全可以说是它的特色。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砍掉了双臂，维纳斯才显得更加迷人。

　　除了第五、六章“学术上的崛起”稍微介绍燕大的院系之外，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个“问题”展开的。即使上述两章，也不是静态的铺陈成绩，论功摆谱，仍然是围绕中西文明冲突来讲述的。作者明确表示，“本章之所以选择国文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等详加叙述，是因为国文系的开设改变了过去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以西语教授的状况，而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领一时之先。”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的这个定位和选择，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作者在“自序”中交代，尽管燕大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要查看这些档案却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放弃了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转而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

　　缺憾：刚刚入题而又匆匆煞尾

　　成都燕大历时四年，在燕大校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本书只用极短的篇幅就打发了，远不如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来得饱满丰富。

　　一方面，以中西冲突来梳理燕大的历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燕京大学1919-1952”这个标题对于这样的梳理和研究，无疑是一顶过于硕大的帽子。所以，本书材料相当丰富，行文也很流畅，读来却不甚过瘾，时常有刚刚入题而又匆匆煞尾的感觉。比如说，成都燕大历时四年，在燕大校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本书只用极短的篇幅就打发了，远不如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来得饱满丰富。

　　还有，余英时先生说：“曲终奏雅，作者写全书最后（同时也是最长）的一章，笔下充满着感情，对于这一中西文化结晶的逝去，不胜其惋惜和伤悼。我读这一章也感动最深，因为我恰好短暂地参与了‘燕京消亡’的一幕！”然而，因为本书采取的角度以及档案材料上的缺陷，对燕京人物、校园氛围及相关议题未能充分铺展渲染，到了最后一章，纯粹就阅读感受而言，读者对燕京的消亡恐怕不会像余先生这个当事人那样“不胜其惋惜和伤悼”。

　　当然，这可以说是苛求了。但这主要是因为他无法接触到相关档案。从这个层面来说，该书无疑完成了它的使命，从燕大一隅折射出现代中国的坎坷命途。

　　□罗不特

　　【众议】

　　校友和学者眼中的燕京

　　前不久，《燕京大学1919—1952》发布会在涵芬楼书店举行。燕大多位校友回忆燕大过去的时光，吴青还特别提到母亲冰心对燕大怀有的深厚情感。知名学者丁东、智效民、陈徒手、解玺璋等作，分别与陈远就燕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在抗战、新中国成立前后等不同时期的位置和表现以及对首任校长司徒雷登该如何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现场交流。

　　全如諴（燕京大学校友）：燕大实施的是开明教育，它是最真正实践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燕大，我也是学医的，我也是协和的，我在燕大是在生物系，司徒雷登本身是一个传教士，燕京大学有神学院，但是我们生物系可以讲进化论，可以讲无神论的问题。这种精神就是一个开明教育的体现。我所希望的就是这个开明教育的精神能够普遍地推行到各地方去。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要谈的就是，燕京大学对我的启示，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启示。我觉得大概对我来说有这样几个感触，首先确实不能不谈司徒雷登，如果谈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谈西方传教士对于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有许多非常好的大学是传教士办的。除了燕京大学，还有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等等。

　　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现代教育一诞生，近代大学一诞生就是一个大产儿，它为什么是大产儿呢？就是它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传统一下子就接了轨了，并且有民间书院的传统，再加上是政府与民间多元合作的，因此我们就办了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包括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多元大学的一个产物，是教育自由的一个产物。我感觉，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够体现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吴青（冰心女儿）：其实我跟燕京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妈妈冰心对司徒雷登非常有感情，她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庆祝司徒雷登的60岁生日《爱与同情》，我念中间一小部分，“司徒雷登当校长的时候，他对学校每一个人，敲钟的，扫地的，校务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正好到美国去筹钱。回到了中国，燕大的工作人员见到他，他问的第一句：一二·九运动我们的燕京学生参加了吗？人家说参加了，他说我这个学校真没有败，如果燕京大学的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大事的话，我这个学校就白办了。司徒雷登说过，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有很深的感情。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觉得，中国人跟美国人的工资不能一样，但是他说，为什么？中国人一样地优秀。所以，在燕京大学中国老师和美国老师的工资是一模一样的。我爸爸吴文藻，1929年从哥伦比亚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回来，在燕京大学就拿到了360大洋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