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 明年我就是电影导演了

　 （上接C12版）

　　■ 成长关键词

　　音乐

　　其实最初很不喜欢R&B

　　我小时候不爱念书，爸妈常被叫到校长室开会。到了美国后，可能因为身边朋友都很会念书，我产生了危机感，进入了疾速学习的状态，同时也开始跟朋友玩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非常包容的时代，我总认为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非常幸福，你可以喜欢重金属或者迷上朋克，同时也可以涉足流行——欧洲的，美国的，所有你想要的。

　　那时大家都蛮喜欢齐柏林飞船，我个人很爱披头士。其实我最初很不喜欢R&B，因为玩音乐的人那时觉得这不叫音乐。后来一个喜欢杰克逊、认为R&B很酷的ABC朋友改变了我的看法，在他长期的、近乎偏执的耳濡目染下，我也开始喜欢这种音乐。高中期间我交过一个擅长钢琴的韩国女朋友，也由此深入接触了古典乐。这些人好似上帝的安排，一个一个出现，帮助我吸纳了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精华，也成就了今天的我。

　　警察

　　为还债，几乎每天都活在生死边缘

　　我不喜欢跟父母亲伸手要钱。大学读完没遇到对口工作，那时平均月薪1500美元，打工大概十年才能还掉债务（助学贷款），我便想什么工作可以赚最多的钱，就是用生命换嘛。

　　成为美国警察的过程非常复杂，测试全通过才能上警官学校，上学的四五个月有薪水，大概2600、2700美元。先做满两年最基础的巡逻警察，我们是菜鸟，一定是被派到最不稳定的区域，几乎每天都活在生死边缘，很多次与子弹擦边。

　　现在我每进入一个环境，会很职业病地观察出口在哪里、谁身上可能有武器、如果堵门选择哪一扇……但我不会让你察觉到我的内心活动。如今碰到任何危险的情况我都不会太紧张。

　　王治平

　　乐器行偶遇“贵人”，获得“第一桶金”

　　说实话，在乐器行偶遇之前，我对王大哥（注：王治平，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并没有概念。那是1993或1994年，在洛杉矶一家乐器店，我看到一个东方人用破破的英文在讲需要买什么。我上前帮他做翻译，他突然问我，你姓什么？我说，姓陶。他说，你爸是不是陶大伟？他飞来美国录音，两个月前才帮我爸编了一首歌，而我并不常去乐器行，真的是小概率事件。

　　后来他问我要Demo。给他放过后，他直接敲定说，第二首、第六首、第八首我都要。我完全不知道过程应该是怎样的，歌词、编曲呢？他说，歌词我找人写，编曲现在不就很好了吗？于是我拿到了第一笔钱，三四千美元，对那时还在做警察的我来说，真的好多钞票啊，又不用挨子弹，在家开心做音乐就能赚钱。我也暂且放下电影梦想，回到了台湾，开始了歌手生涯。

　　父亲

　　他悄悄留言：“我以你为荣。”

　　我小时候听到京剧就怕。放学进门前听到京胡声，就会跑出去玩到妈妈吊嗓完毕后才回家。后来我音乐上有一点点成绩，爸爸开玩笑说“这都是我遗传给儿子的”，妈妈就会争一下，说自己是金嗓子，也有影响到我。

　　妈妈总觉得儿子什么都好，所以我对老爸给予的肯定，印象会比较深刻。那时在美国录音，老爸去看我的工作环境，看到不到三十岁的我很受大家尊重，有助理做各种细节安排，要草莓有草莓，要木瓜有木瓜，像个老爷一样。差不多一个小时，老爸便回去了。那时我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一些想法，后来，打开看到爸爸的留字：儿子，我以你为荣。瞬间我就有点泛泪。

　　■ 电影梦

　　小时候就画分镜图、拍八毫米

　　电影是个“骗人”的行业，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画面、灯光、机器都在骗人，但骗得很高级。对我来说，电影引发观众思考是最重要的，做音乐也是这样。

　　不骗你，我十二三岁时就写过剧本，画分镜图什么的，还是个动作片，长大了回头看真是笑死人。以前还用八毫米小机器拍过一些东西。小时候，爸爸总会带全家看电影，每次看完我还会与他讨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看《伸张正义》，艾尔·帕西诺饰演结尾处大逆转的律师，我还想长大要成为律师。“正义”这个关键词也深深植入脑中，未来我自己的电影系列会重复这一主题。

　　因为很喜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我曾在好莱坞电影《黑雨》跑过龙套，演一个没有台词的日本警察。我去了两三天，薪水每天大概一百美元。在片场看到很多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人员在忙，就又“燃烧”了，心想以后一定要进入这个行业。戏拍完后，回到原点，梦又醒了。

　　但电影梦一直在。

　　明年二三月，结束这一轮巡演后，我就要专心投入到我的电影世界了。故事还没最后敲定，推算上映时间要到2015年了，需要预设当时的环境和观众口味。

　　我的电影，故事必须挂帅，而且够国际。文化与语言差异是目前华语电影的最大问题，比如《让子弹飞》在台湾反响并不好，《艋舺》在台湾很火但内地不是所有人都能懂。我自己不会参演，这将是一部陶喆导演的作品，不是陶喆好不好看，而是电影好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