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法宝安天下

　　■ 突破宿命（2）

　　清朝得天下，走的是武力夺权的传统路径，并没有什么新的创意。然而，对于人口资源极其稀缺的清政权而言，军事征服的成本过于高昂。此前摧枯拉朽的八旗军，在江南地区遭受到了“玉碎”式的坚决抵抗，令这个刚刚搬进了紫禁城的新王朝，不得不认真思考“不劳兵之法”。

　　前线将领提出了“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的思路，“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清太祖实录》）

　　这是对民族心理的透彻把握：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一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新政权的一场改革由此揭幕，并完成了其从“造反者”转为“统治者”的深刻的定位转型。这场改革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价值观认同、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清政权开始“开科取士”，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到了康熙朝，皇帝更是“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十分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而且清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这个起初极其残暴的新政权，试图向被征服者展示：它依然信奉、或者至少标榜自己信奉“圣人之制”，它所要建立的，不是根基于一个外来意识形态之上的陌生的新中国，而是一个根基于传统价值观之上、结合了八旗色彩的老中国。

　　事实证明，在巩固政权方面，科举、祭孔、祭朱，这三大法宝远比暴力更管用，令这个政权迅速地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为主，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为主。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法宝”是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与晚清时那些被形势推着走的被迫改革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自觉心。这种自觉心，或许正是这个政权长寿的关键？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