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 以及经济学的争议

　　9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去世。

　　2011年年底，科斯曾到中国参会，强调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今年年初，科斯与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吝赞美之词，再次重申了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并认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学素来充满争议。本报特约书评人刘军，对于近年来的经济学热点问题做了评述。

　　科斯不满新古典经济学

　　由科斯的思考开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到，在资本、劳动、技术革新、自然资源等之外，还需要容纳制度的因素。

　　返身省察我们当下的境况，我们会发现，凯恩斯的豪言壮语并未过时——我们仍然要借助思想家、学者们的思想来思考。这些通过书籍传递的养分仍然会激活我们的头脑。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自传《思想的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中自我总结说：“我毕生为思想而奋斗，从不追求权力与富贵。”夫子自道，掷地有声！吴敬琏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回忆到他与科尔奈先生相识、相交的过程——三十余年的岁月漂洗，看来并未使科尔奈与中国的缘分有所生分。

　　另一位与中国经济有着深厚渊源的学者——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则刚刚于2013年9月2日去世，享年102岁。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的创始人，科斯以其论文《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名世，同时在经济史、法律经济学等学科亦颇多洞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企业、市场与法律》，格致出版社2009；《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2010）。科斯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极为关注，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其理论影响极为深远。2008年，他曾邀请蒙代尔、诺斯、福格尔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一批声誉卓著的中国经济学者曾经深受科斯的影响，对科斯理论的指导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中信出版社，2013）。2013年，科斯与王宁合作发表新书《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描述了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缺失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的过程，同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诊断和预测。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的不满和对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由科斯的思考开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到，解释、理解经济增长，需要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实验室试验般的条件假设——理性人、完备知识、完全信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扩展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在资本、劳动、技术革新、自然资源等之外，还需要容纳制度的因素。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一系列必要的（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制度条件：明确界定的产权，有限而强有力的政府，法治，公平且开放的贸易，稳定的货币体制，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鼓励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等等。这一洞见在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时，具备充分的解释力。众多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均指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产权明晰、法治改善、要素流动和对外开放的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转轨的结果。科斯也在不久前发出热情的期盼：假以时日，中国不仅成为商品生产的自由市场的中心，同时也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中信出版社，2013）

　　科斯以其数量不多而思考深邃的作品，展示出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活跃的思想张力，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留下了厚重的思想财富——哲人其萎，哲思永存！

　　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

　　金德尔伯格反对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派学者。在他看来，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及时干预，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所以，既不是市场一直都对，也不是政府一直都对。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深受重创，但也使得反思金融史、检讨金融危机的书籍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中指出，基于明斯基的金融危机模型（金融危机最初的阶段，主要债务人是稳健型债务人，能够还本付息；接下来的阶段，主要债务人是投机性债务人，他们还能够付息；最后的崩溃阶段，主要债务人都是庞氏债务人，他们既不能还本也不能付息。这时，债务链条的断裂导致信贷急剧紧缩，信用体系迅速崩溃，大量企业因为得不到融资而倒闭，生产下降，金融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即应该果断干预，充当最后的贷款人的角色，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维持信贷体系、信用体系的运转，为危机转化赢得机会。

　　金德尔伯格明确反对货币主义者，反对弗里德曼学派。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派学者倾向于认为，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市场自行修正，危机导致信贷紧缩、企业破产，但急剧提升的利率会使得新资金进入市场，提供流动性，信贷市场慢慢自行恢复。按照货币主义者的主张，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按照一定的增速——比如每年增长5%的速度——提供货币供给。这个观点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写的巨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的著名结论。金德尔伯格则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可以自行运转，包括自行修复一些短暂的危机；但是，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时，需要政府的及时干预，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恶化。所以，既不是市场一直都对，也不是政府一直都对，而是要相机决策，具体研判，以决定是否干预、如何干预。

　　金德尔伯格认为，历史是具体的、个性的，而经济学理论则追求普遍的、规律的理论，因此，这可以说是金德尔伯格和弗里德曼的分歧的根本原因。货币主义者追求普适性的经济学规律，有时不免圆凿方枘、削足适履。而人类的经济行为则因为体现着人性中最根本的心理结构，因此有经济科学规律所不能完全涵括的变异。金融危机有着强烈的心理因素、人性因素，这或许就是金德尔伯格和弗里德曼的观点分歧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桑德尔的谬误

　　经济学家金蒂斯在书评中对桑德尔有尖锐的批评，主要观点是桑德尔无视经济学对于市场的能力与限度的关注，尤其是不了解21世纪以来的行为经济学在研究市场与合作、互惠、利他等的关系上的最新成果。

　　2012年12月中旬，我曾经听了迈克尔·桑德尔的演讲“金钱不能买什么”。桑德尔展示了他在网络公开课视频中曾经展示过的循循善诱、口若悬河的特长，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变成了一堂生动的辩论课。

　　而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2012）是极其富于论辩性——而且是欲与主流经济学理论辩论——的一本书。桑德尔所展开的论证，有些看起来很有道理，有些细究起来却又觉得不太可靠。他采取的论辩逻辑之一是，有些事物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商品，而是蕴含着比商品更多的性质，因此不能单纯地以市场逻辑、市场价值来判断。比如，一场个人演唱会，或者是医院的号贩子。前者更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礼物，或者是一个节日庆典或仪式，因此不适合用市场规律来简单地判断。后者涉及必需品，也因此不能简单运用市场逻辑来分析。桑德尔的这些分析，总的看起来总是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证。或许是因为自私与利他、市场与道德、社会与市场、逐利与公益等人性的根本冲突，过于难以解决或难以调和？但桑德尔此书激起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仍然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是哲学探讨、知识探讨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书评中对桑德尔此著有尖锐的批评，主要观点是桑德尔无视经济学对于市场的能力与限度的关注，尤其是不了解21世纪以来的行为经济学在研究市场与合作、互惠、利他等的关系上的最新成果。看来要解决“金钱不能买什么”或者“金钱能买什么”的问题，还需要沿着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综合的方向，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刘军（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