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面具”之后的坚持(2)

　　（上接C特16版）

　　为画画重拾书本

　　年少的曾梵志是内向的，在学校不爱说话，还经常回答不上来老师的提问，班上仅有的三位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他是其中一个。日后，这一伤痛进入《面具》系列中表现的一个瞬间。

　　学校渐渐成为曾梵志厌恶的地方。16岁，初中毕业时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上学了，“我没有办法在学校那个环境待下去，天天都觉得痛苦，我就求我父母让我走上社会。”

　　曾妈妈最终拗不过儿子，由曾爸爸找了一个在印刷厂的工作，少年曾梵志走上社会了，“差不多就是童工”。

　　“走上社会也好，我开始慢慢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曾梵志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十岁的邻居，这位邻居大哥因为没有考上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研究生，闲来无事，就教曾梵志画画。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画画，没过几年，曾梵志便不再去印刷厂。

　　后来，曾梵志跟着邻居大哥第一次来到湖北美院。“当时画画已经是我的一个寄托，完全没想到画画的还有大学。进了学校以后，看到每个人都在画画，我就说一定要进这个学校。”大哥接着给曾梵志泼了冷水，“他说：‘你进不了这个学校。因为不光要考画画，还要考文科，要参加高考’。”高考的压力让曾梵志很崩溃，但考入湖北美院几乎已如信仰般种进其心里，为此曾梵志参加了高考补习班。

　　接下来5年，曾梵志每年都报考湖北美院，眼见每一年文化课的分数都涨一点点。在父母的支持下，终于，1987年，23岁的曾梵志如愿成为湖北美院油画系8名新生之一，而当年油画系的教师则有12位。这份荣耀令他父母邀请了所有街坊来庆祝。

　　医院题材上杂志

　　进入大学后，曾梵志有感于当时美院教学是受苏联单一创作思想的影响，他更想有所发挥。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曾梵志与苏派教学渐行渐远，“那时从技术上我觉得水平高了，但还是不能让我满意，于是我彻底放弃了苏派教学的东西，”课余创作那些日后被评价为“带有启示性表现主义色彩”的画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他直接将课余创作带进课堂，遭到了两极化的评价，“年纪大的反对，给我打68分，但是年轻老师给我打98分。”

　　曾梵志毕业被分到武汉一家广告公司，理由是油画专业正好与广告公司所需的“去大街上画画”对口。到那以后曾梵志自然很失望，“当年体制不是好事，它会把你专业废掉。”

　　曾梵志于是继续坚持从大学开始的自由创作，画肉联系列、画协和医院题材，画市井小巷的粗茶淡饭，也画人性的敌视和暴力倾向——这些画面是对青年曾梵志当时饱受折磨的个人情感、挫败感和焦虑感的集中展示。“我当年那样画画是不被主流允许的，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泛滥，他们不会说你遵从内心感受。”

　　美国《艺术新闻》一位艺术评论的撰写者来武汉考察后，在杂志上发表了曾梵志《协和三联画》系列作品。这让曾梵志高兴坏了，恨不得天天打开这本杂志给人家看。

　　不久，《江苏画刊》跟着刊登了此系列作品。1991年夏，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让曾梵志寄几张作品图片给他，并在香港刊物《21世纪》为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栗宪庭第二次来找曾梵志时，还带来了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那是曾梵志第一次卖画，价格2000美元，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好几年的收入。张颂仁还向曾梵志发出“后89中国新艺术”展览邀请。

　　老栗门口找朋友

　　受到关注，让曾梵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后89中国新艺术’的展览，让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艺术之路是对的。我们关注内心、关注社会这种艺术表达方向是对的。”

　　除了有了鼓励和信心外，这一次卖画经历也让曾梵志敢到北京来，租个房子画画。

　　曾梵志的第一次北京行让他觉得，这里几乎就是个艺术圣殿。1985年，劳申伯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他与邻居大哥一起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一次看到大展，第一次喝到酸奶，而北京的艺术氛围之热烈，更是让曾梵志萌发来北京追梦的念头，“在武汉根本看不到展览”。

　　而那时的曾梵志极度渴望了解与艺术有关的任何一件事情，但凡北京有展览，他都想亲眼看到。每个月的头一天，他雷打不动去邮局买《江苏画刊》、《富春江画报》、《美术》杂志这些当时仅有的美术刊物。

　　最终他还是决定“将自己分配到北京来了”。朋友帮他在三里屯找了个月租300元的房子。一个月后，曾梵志提了个箱子就来北京了。

　　“来北京还是挺孤独的，没有人跟你说话。我的普通话也不好。”异乡生活充斥着孤独感。三个月待下来，认识的还是过去那几个人。他最经常去的就是栗宪庭的家，在老栗家中坐着的他也经常不说话，只是说哎呀，接着叹气。

　　后来他想，自己也不能成天都待在老栗家里吧。于是，他就开始改坐在老栗家门口，和皮力两个人，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看有谁来老栗家串门。这一守株待兔的做法，还真让曾梵志认识了刘炜、方力钧、宋永红、王劲松，从此又多了四个可以说话的好友。

　　戴面具做隐形人

　　生活状态和社会境遇悄然“掌控”着曾梵志的创作。1993年初来北京时，他还在继续武汉时期的“医院题材”，“但觉得与我生活没有关系”，于是他开始尝试《面具》系列。

　　那时曾梵志经常遭居委会盘查：你没有北京户口，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这画画，我亲戚在这。所谓的亲戚，曾梵志说：“那时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每当一个人迈步在京城街头，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戴了个面具，跟隐形人一样。

　　《面具》系列开始创作了几张，栗宪庭和张颂仁都没发表意见。当画到20几张时，老栗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张颂仁来看时，激动得要将这20余幅《面具》作品全部买走。曾梵志还记得当年他不能去香港，于是将20多张作品带到广州，在当年的广州花园酒店与张颂仁方面交接油画。

　　正是这个《面具》系列，让曾梵志在艺术上获得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认可。“面具”一度成为曾梵志的艺术标签，经过面具伪装的人物，内心透露的却是孤独、疏远以及冷漠。“大家觉得面具是个符号，与90年代初期的状态有关，给每个人贴个商标就觉得这才是艺术，我的‘面具’系列也是这样被大家贴上一个符号。”

　　在《面具》系列创作长达10年后，曾梵志又悄然转变，将人物的面具摘下，走入了“面具之后/肖像”时代；再后来，他又找到另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开启了抽象的《乱笔系列》时代。

　　曾梵志说，今天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四个系列创作，状态确实很不一样，每个阶段都是颠覆过去，重新创造。但每次转变，都是因忠实于内心的召唤，“内心已经告诉你，不能再往下走了，再往下走就变得俗气，变成完全符号化的东西，就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