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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老教授痴爱民间艺术30年

2013年09月11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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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真(上图)收藏了千余件民间艺术品。黑虎围涎(下图)出自甘肃。围涎是姥姥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围涎纹样多样,融入布艺、刺绣、堆锦、彩绘等众多女红行当。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
在陕北洛川,新婚女子出嫁前需在娘家做好一条遮裙带。此遮裙带上的“狮子滚绣球”表达了两情相悦。
陕西艾虎小儿暖帽。老虎被视为求生、护生的符号,两侧的艾草有祛病强身之意。
此为鸡头鱼卧莲花遮裙带,图案被认为是阴阳结合的象征,鱼鳞上的“点”意为“求子”。

  冯真1931年出生,是五四创造社主将冯乃超之女。1980年,冯真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组建连环画年画系(后改名为民间美术系),因教学需要,冯真到黄河沿岸一带下乡做调查。她开始有意识关注民间美术,陆陆续续购买了千余件民间美术品收藏。

  在冯真的收藏里,有年画、民间剪纸、布艺、刺绣、泥塑、面塑、纸马等民间美术品,有的可能不够细致、不够优雅,但它们生猛、清新、充满爱意,直白地反映出正在转型中旳民俗风貌和大部北方农民的文化观念遗存。

  这些充满大胆艺术想象力的民间意象造型,强烈地吸引着冯真,她将这些物件亲切地称为“小不点东西”、“宝贝”。冯真说她要为她的宝贝们“吹喇叭、抬轿子”,这一吹、一抬,30年过去了。

  “洋豹子”被劳动妇女感动

  1980年,中央美院教授冯真因教学需要,到黄河沿岸一带下乡做调查,开始有意识关注民间美术品,陆续购买了千余件收藏。

  冯真每次下乡都要呆上十天半个月,她当年的学生、现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主任吕胜中形容,“每次下乡归来,她(冯真)总是大包小包披挂全身,哪里还管教授的风度。”而在此之前,冯真画油画、吃面包、唱歌剧、出国深造……过着“文艺女青年”梦想的生活,其女李丹阳为母亲取了一个“洋豹子”的绰号,她说:“就是这样一个‘洋豹子’爱上了土得掉渣的民间美术品。”

  冯真下乡,接触了传统的年画、版画,看到姥姥送给外孙的围涎、媳妇给姑婶准备的针扎、新娘子的遮裙带,竟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她迫切希望从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身上,找到自己艺术的出口。“在山西有人问我,你搞民间美术干什么,我说‘我要找我的魂’。”

  冯真也反问过自己,为什么一个受过知识教育的人,却接受了“封建思想”,“我不是要大家认同,而是希望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我很同情那些农村妇女,她们把自己质朴的愿望通过双手表达出来,民间艺术是对生的呐喊。”冯真举了个例子,山东的虎头鞋,一只鞋底绣上十粒黑籽,另一只鞋底绣有九粒黑籽,喻义“十子九成”——“希望10个孩子当中有9个能够活下来,还有1个主动送给阎王爷作为妥协,当时医疗条件很落后,这是多无奈的选择啊。”

  在充满大胆艺术想象力的民间美术品上,冯真看到不同季节的鲜艳花朵绽放于同一枝蔓;几道生动简练的彩色线条可以搭建出活泼美丽的游鱼;用超现实的四度空间手法,把瓜果、动物腹中的籽粒和幼崽袒露无遗;用光芒四射的丝线排列绣成的兽眼,来象征太阳、星星。甚至癞蛤蟆和盘蛇身上的花纹和色彩,都强烈冲击着冯真。

  收购过程被误认为卖杂货

  其实冯真的收集并不是很系统,也没有什么选择标准。她只要看到好看的,就立马掏荷包,“我在河南一个小地方,看到老乡抱着的娃娃脚上穿着的兔儿鞋特别漂亮,我就给了老乡5块钱,把鞋子从娃娃脚上直接脱下来了。”

  像杜尚的手提箱,冯真也有一个装满宝贝的箱子,她提着大箱子坐牛车、赶市集,每到一处,冯真和她的大箱子都格外引人注意,老乡们招呼她,“喂,你剃头的吧”,让冯真哭笑不得。

  吕胜中回忆,有一年正月,老师带他去陕西宝鸡地区采风,“冯真先生搜罗了十几个元宵纸扎彩灯,这很不便于携带,生怕弄碎了。临回北京上火车,她找来一根木杆子将灯笼挑起,举着灯笼挤车,引得上下车的旅客都觉得怪异,正月十五都过完了,还到哪儿卖啊?”

  冯真的民间美术品也直接影响过吕胜中的创作,吕胜中曾画过两只小羊羔抵角时瞪大眼睛,冯真认为应该是闭着眼睛,她拿出了一件民间刺绣参考。

  民间美术品的主题多是求生、护生、颂生。如用多籽或多仔的瓜、豆、蛙、鱼、鼠等来祈求多子,甚至赤裸裸地用男阳女阴的形象来祈求旺生;用独角兽,冲天辫子娃娃,或是三角、五角等几何图像来吓鬼,并让五个拉手成排的小人形剪影来降妖。民间美术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陕西宝鸡等地区幻想用太阳来驱鬼降魔、甘肃的陇东地区会佩戴蛇盘吊挂用以辟邪保安康,山西晋南地区则请老虎来驱赶五毒。

  当年被冯真当成“宝贝”交给央美的民间艺术品,据冯真介绍,“如今在陈列室里没有人看,就等于让它们‘坐监牢’。”深感于传统民间美术会消失,冯真近期把所有收藏捐赠出去,她希望人们在欣赏之余能加以研究,分清糟粕和精华,探究传统民间美术的源头,让属于中国人的美感形式都有所传承。

  ■ 收藏之道

  个人收藏面临二度流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对民间艺术一直采取“致用主义”的态度——就是学习其中的形式,来启发“美术”和“工艺美术”的创新。纯美术这方面,是为了借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达到新文化有效渗透的目的;将民间美术当作“工艺美术”,则是为了批量生产一些中国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赚取外汇。在这样一个长期酿造的习惯下,对民间美术蕴含着的以及背后的传统文化的研究必然缺失,多数的“遗产保护”工程实际是为了开发拉动旅游,推动地方经济。以前叫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叫作“文化产业”,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为传统文化负责。很多人在从事保护或申请“非物质遗产”,但不进入学术的语境,不进行专业的收藏,最终仍然是花了国家许多钱,留下的却是空话。

  我们个人只能够凭文化责任感的一份热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收集,这样的收藏家有不少,但是如果国家文化策略没有相应的规划,个人收藏仍然面临着二度流失。

  我一直呼吁保护传统民间艺术要实行“博物馆化”,但目前很少做到。我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都看到很精彩的藏品,美国塞琳姆的比巴蒂博物馆甚至收藏有一栋皖南民居。当然,我说的“博物馆化”并不是放进一栋房子里面的概念。“博物馆化”是一种对待“有形文化遗产”最被公认的理念与方法。只有留下实在的东西,我们研究“无形”的部分才有依据。

  传统民间美术是传统民俗的产物,现在变了,不能谁剪了一张剪纸就叫民间美术,这与样子像不像没有关系。传统民间美术作为民俗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曾经是劳动者精神的空间与依赖,现在在乡间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真害怕现在的许多“开发”会导致一些面目全非的“传统民间文化”产品四处弥散,以至于让人真假难辨,到后来认不出传统的模样。

  (吕胜中口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郑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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