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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自古皆难题

2013年09月11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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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破宿命(4)

  大概谁都没想到,雍正皇帝的第一项政改措施,就是将康熙试行的“秘密建储制”确定为国策——不再册立太子,接班人的名字将被秘密记录在一封文件中,锁于箱内,藏在紫禁城的最高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只有在皇帝驾崩之后,才能开示宣布。

  这是数千年历史中,中国最高权力传承方式的最大改革。

  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王位)继承,乃至民间的代际继承,多是嫡长子继承制,并在汉代正式成为主流。与立贤相比,嫡长子继承制比较规范、便于操作、利于维稳;而立贤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标准的弹性太大,难以把握,容易激发争斗。

  嫡长子皇位继承,将皇子之外的人排除在了继承范围之内,基本杜绝了来自旁支血缘关系的竞争。但是,皇子之间的竞争烈度并未能消减,通过改动“排队人”的数量,完全可以造成“后来居上”,而“插队加塞”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排在前面的候选人从政治上打倒,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即便不搞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皇子们的“经济人理性”也会造成体制的巨大内耗: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几乎成为一种伤亡率极高的“职业”,就是因为其本身往往并非松柏之材,却不得不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嫡长子皇位继承要求公开册立,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也因权力的分享而变得诡异起来。最高权力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独占”特征,令“实习”的接班人会形成实质上的第二核心,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且公开立储后,更换接班人必然牵扯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本和风险都十分高昂。

  康熙本人就深受其苦,在两废太子后,宣布不再公开册立接班人,以免父子相疑、兄弟相争,这是“秘密建储制”的开始。

  雍正完善了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对于现任的最高统治者来说,秘密立储可以让他避免过早对接班人的问题表态,得以有效避免或减弱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他也可以长期观察每一个候选人,随时更换那份传位诏书上的名字。

  接班人传承方式的选择,关键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公开或秘密,而在于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秘密建储,看似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这一体制改革的“红利”效果相当显著。

  □雪珥(改革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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