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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纪实电视栏目的十年之变

2013年09月12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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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冷暖人生》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冷暖人生》十年了。十年间,这个被认为有些“小众”的栏目,从最开始的猎奇,到后来一步步成熟,目光始终都关注个体的命运。如栏目主持人陈晓楠所言,这个节目希望提供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在时间延展开后,让一个个人物形成一幅画卷,展现出离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遥远的中国。”十年走来,其中多少不易,从《冷暖人生》,亦可窥见中国当下纪实类人文电视栏目的普遍境遇。

  孤岛十年 码头建好,老人要走

  2003年,《冷暖人生》制片人朱卫民登上海南一个孤岛,采访一位老人。老人年轻时被人诬陷强奸罪,判了10年。出来后到处上诉,但上诉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老人觉得人间已无公平可言,听说小岛上有鬼,便上去捉鬼为他申冤,一个人在孤岛生活了20多年。朱卫民在岛上和老人喝酒、打鱼,回来后做了一期节目《人·鬼·岛》。

  前段时间,朱卫民又去了小岛一次。老人已经75岁,除了头发白了,其他一样没变。但小岛变了,高速路通了,码头建好了,孤岛马上要消亡了。“岛消亡的那天就是我走的那天,坟地我都选好了。”老人说。

  这让朱卫民感慨,回头想想为什么《冷暖人生》能坚持十年。朱卫民觉得就像主持人陈晓楠说的,节目希望提供一幅“清明上河图”,“在时间延展开后,让一个个人物形成一幅画卷,展现出离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遥远的中国。”

  栏目十年 电视纪录片渐入低潮

  像《冷暖人生》这样的电视纪录片栏目,其实在中国电视史上自有其脉络。1993年上海台推出《纪录片编辑室》,央视随后出现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它们都摒弃了惯用的宏大叙事,而通过一些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来反映时代变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了街知巷闻的口号。随后更多体制内的电视人开始尝试用纪实语言来进行栏目创作,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取代了之前荧幕上常见的高大全人物。但朱卫民觉得用小人物形容并不准确,“在镜头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进入21世纪,此类电视纪录片渐渐进入低潮期。不久前,学者吕新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在主流媒体看到更多的是人文历史类的,很难看到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虽然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国家的纪录片版图里,如果你缺少对当代社会的解读和观察的视角,都是不完整的。”《看见》栏目制片人李伦也曾说“现在,媒体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类、风光类,各种各样的说明性、知识性的片子,观察式纪录片的缺失是我们时代的遗憾。”因此他觉得《冷暖人生》的存在算作一种安慰,“观众看见还有这样一个节目,会觉得这个时代总不算太坏吧,至少还让这样一个节目活着。”

  环境十年 最笨拙方式应不应该保留?

  十年算是一个节点,中国的电视环境已经全然不同。钟大年觉得《冷暖人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媒体形态和纪录片都在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向前走。李伦认为《冷暖人生》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高级冲突都发生在人心之间”,他考虑这类的电视纪录片在诉诸情感关怀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把一个人物、事件打开,从而展现出人物和他舞台之间的关系,“有时我们的影像叙事方式显示出编导过强的企图心,反而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王纪言则将视角放得更宽,他觉得更应该考虑的是电视人的态度问题,当你拿着这个工具走入社会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而像《冷暖人生》这样看起来最古老的、最笨的、最弱势的、最无能为力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在电视上保留?”

  陈晓楠的希望是感性的:当大家都无限奔跑,被信息碎片袭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慢慢向前走,某一天奔跑在前面的人一回头,发现这几个老家伙居然还在做这件事时,“我希望他们能再加上一句,他们做的事还是那个味道。”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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