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 个人内心真相凑起来是世界真相

　　十年就是在做“活着”

　　新京报：《冷暖人生》十年了，你觉得这十年它有什么变与不变？

　　陈晓楠：当拿《冷暖人生》这双眼睛来看世界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物来呈现时代，在这个上面肯定是有调整的。最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喜欢那些很猎奇的故事，但后来我们找到了节目的方向。变化的都是一些技术上的调整，而整个精神气质是没有变过的，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希望通过看似微小的个体生命内在的庞大的、复杂的人性，看到背后的一群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我说我们这十年就是在做“活着”这两个字，这个时代形形色色活着的滋味、方式，都值得记录，不同的人生况味组合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滋味。

　　新京报：听说你们最近在做十年十人。

　　陈晓楠：对，我们采访的很多人物是去过几次的。我们在十年的节点上再去看他们的人生，发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比如艾滋村的熊长东。他其实一直想走出艾滋村，摆脱原来的生活。这次我们联系他，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平静的收尾，他终于走出了艾滋村。但没想到他和我们说，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被拐到一个传销团体里。他不愿意骗人，想逃走，但被打了两次，最后他只能说我是从艾滋村出来的，骗传销的人说他有艾滋病，这竟然变成一个救他出来的武器。这真是命运的吊诡之处。

　　感性需要到场 理性才是纲领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冷暖人生》想传达的是情感关怀，但吕新雨曾说“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理性到场”，你觉得《冷暖人生》如何平衡感性和理性？

　　陈晓楠：情感关怀只是《冷暖人生》中非常小的部分。我们镜头下的人可能更多需要一种被了解、被知道、被懂得，我们只是希望在探知的过程中能得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很多真相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个人内心的真相凑起来便是世界的真相。

　　感性和理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感性是要到场的，感性到场之后，你要考虑你的指向是什么。实际上，选这个题材的时候就一定有理性做基础，理性是纲领，但要有血肉支撑。只讲观点，我觉得很难获得很多人的共鸣。

　　我们觉得需要思考的是除了人物内心的感性和理性之外，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雕花雕得挺好的，但还没有研究花盆是什么样的，外部机制上的构架是我们需要提高的东西。

　　新媒体环境下，更不能拼速度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种现实题材的电视纪录片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陈晓楠：我不太了解其他节目的困境是什么，但我知道纯栏目式的纪录片相同的困境就是为了应付播出时间，你对一个人物发掘的时间量够不够，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找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真相。这永远是电视人的困境。在这一点我就特别羡慕做独立纪录片的人，他们可以花非常长的时间进行原始的记录和跟踪。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更完整地还原一个人、一件事，这个也是需要修行和功力的，不能着急。现在是一个快餐的时代，当一个热点人物出来所有媒体恨不得第二天都能力拔头筹，但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流失掉一些东西，你是想只做信息的补充还是后面做一些更回归本位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需要在时间、分寸上拿捏的。

　　新京报：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栏目市场化都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陈晓楠：一点没有也不可能，但我们处在一个挺好的生存环境里，我们自己的精神取向和凤凰卫视想要表达的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自由和宽松的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现在会感到背后还有这样的东西支撑。同时当你真的把一个人物做扎实做精彩的时候，会发现在收视率上也会取得比较满意的成果。不一定非得特别追求同质化的东西，尤其在新媒体起来之后，其实更加不能用同样的思路去抗衡，信息快快不过他们，斗狠、斗血腥、博眼球都不一定能够斗得过。但我们可以坚持我们所打磨的东西，它有另外的味道，每个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也不一定只希望吃一种味道的东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