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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演奏会“中国故事”22日登陆纽约林肯中心

叶小纲 有1000个人来,这事就成了

2013年09月13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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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纲 中国当代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出身于音乐世家,四岁起随父亲叶纯之学习纲琴,中学毕业后下放至农场劳动,后又进工厂当钳工六年,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7年,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1990年,其作品《悲歌》获美国伊斯曼“路易斯·兰”奖;1991年《冬》获美国“哈沃德·汉森”奖;1993年《地平线》被选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获美国“李氏基金会”颁发的“学术杰出成就奖”;2001年交响乐《春天的故事》、《深圳故事》第一组曲、歌曲《花季雨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电影音乐《刮痧》获第21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等。2012年凭借《喜马拉雅之光》获得古根海姆奖。即将于9月22日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自己的音乐会“中国故事”。

  叶小纲盘坐在一架钢琴前,他左手扶着琴盖,右手撑着桌子,有时他的手指也会来到琴键上,钢琴就随机发出几个声音。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办公楼4层的一间大办公室,四五个人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也包括叶小纲。“叶院长,这个材料需要您看一下。”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去林肯中心了?演哪些曲子?”这回大概是他某个朋友。办公室里电话打进打出,叶小纲似乎早已习惯了一心多用。

  在林肯中心演出自己的作品,并且还与著名的国际乐团合作,叶小纲成了中国作曲家里的第一人。底特律和纽约两座城市,都是他多年来往返美国的心灵纽带。每一次黄昏时抵达底特律,透过机窗看到一片金色的屋顶,他幻想着有一天这座城市的乐团能演奏自己的曲子。而在纽约林肯中心徘徊拍照时,他也渴望有一天能进驻其中。如今年轻时的梦想终成真,他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在原定赴美的前两日,在这个堆满东西稍显凌乱人来人往的办公室,他从自己的第一次音乐会聊起。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谈音乐会 老天助我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开音乐会的场景吗?

  叶小纲:第一次开音乐会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基本坐满了。我记得当时的曲子有《橘子熟了》,是北岛的诗歌,有个钢琴变奏曲叫《岱雪》,是请周广仁教授弹的,那些曲子都和时代思潮有关,当时朦胧诗盛行。我是班里最早开音乐会的,后来大家纷纷效仿。那时候要钱什么的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事业,心情比较干净,我觉得挺好的。

  新京报:你也说过,看自己30多年前照片眼神清澈,和现在的照片不一样,你说时代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

  叶小纲:遇到坎坷较多吧,每个人青春时代对人生都充满憧憬,但经过时代和时间、人世,摧残……我觉得自己不错了,没倒下,挺到现在。

  新京报:隔了这么多年,即将在林肯中心开音乐会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叶小纲:比较平静,我几十年前在林肯中心门口拍过照,想过总有一天要来这里开音乐会。现在真的实现也没什么,开了就开了吧。

  新京报:谈谈这回要上演的三部曲子的创作?

  叶小纲:《喜马拉雅之光》创作前我去了很多地方感悟当地的风貌山川,那边眼睛一望几十公里远,和北京环境简直不能比,心胸会变得很宽阔。我没想到能把这部作品的首演搬到纽约去,今年2月才想出这个主意,现在变现实了,也是老天助我,一般这种事情要盘算好几年才行。

  新京报:《大地之歌》呢?

  叶小纲:《大地之歌》是当时中国爱乐要举行巡演,指挥家余隆觉得应该有个中国作品能和100年前的马勒呼应,是他的主意,请我写的。马勒是神秘主义者,对天国充满憧憬,对现实充满伤感。我不是,我这个《大地之歌》是很励志的,和年龄有关系。当时是七八年前,好像还对世界有一点责任感,对人生还有励志要求,现在恐怕不这样了。

  新京报:你说在写曲子的时候能不用民族乐器就不用?

  叶小纲:我经常写民族乐器作品,给国外人写的时候能不用就不用,人家没这乐器不是瞎费劲么。但《喜马拉雅之光》还是用了,曲子太特殊。用了西藏鼓,还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器,古筝、笛子,要先声夺人,一开始得出点中国特色的声儿吧。

  谈创作 不写宣传品是底线

  新京报:你怎么看主旋律作品的创作?

  叶小纲:主旋律创作也是对一个人的锻炼,作曲家应该什么都能写,你看美国大片都是主旋律,阿甘等等,人家写的多好啊。我写过空军庆祝60年的大交响乐,写得挺帅的。我写过浙江、写过楚,写过长城,但我写的是文化长城。当时对方希望我写成《黄河》那样很亢奋的作品,但我认为时代变了,我写的长城从咸阳、内蒙、山西、河北、北京到东北,这个作品2014年要演出。我不写宣传品,这是我的底线。

  新京报:你也写了很多影视作品的配乐。

  叶小纲:1987年我就去美国了,第一部电影那时候写得是《湘女潇潇》,电影得了不少奖。音乐写得有点前卫,和我后面的电影不一样。后面写得很接地气了。我现在已不是逮着一个机会就使劲表现自己的人了。《望日莲》也写得很前卫,当时导演都接受不了,这是我唯一觉得写得不好的电影音乐,心里一直很歉疚。

  新京报:为什么愿意写影视配乐?

  叶小纲:电影配乐很有意思,每部电影都不一样,我还得过两次电影金鸡奖。写电影配乐可以去外景地体验生活,写《玉观音》时我到云南去了,对面就是缅甸,挺有意思的。

  新京报:《玉观音》听说当时还有个小故事?

  叶小纲:《玉观音》我当时在上海街上买了一本,一口气就看完,我就说“这要是拍戏,不找我写音乐,那就是傻瓜。”仨礼拜之后,我接到导演的电话,让我写音乐。就那么巧。

  谈作曲家 当代红不算,一百年后见

  新京报:你说你的音乐里不把个人情绪放进去?

  叶小纲:我的音乐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我今天不高兴,我音乐可以写得很美的。莫扎特是这样的,有的作曲家则不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风格全表现在音乐里,奋斗、抗争、对时代不满、黑色幽默……我不是这样,这跟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有关。莫扎特最最典型,他生活很不幸,他的音乐天真漂亮。我觉得中国音乐家像我这样的也不多。

  新京报:你一直以来的作品都没有个人感情色彩吗?

  叶小纲:刚去美国的第一部作品有过一点点感情波动,叫《冬》,我呆的地方一年有半年是冬天,再加上当时面对的文化冲突,自己语言又不好,这时候的作品有一点点感情波动。但马上就没有了,第二个作品就不是了。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决定从美国回来的呢?

  叶小纲:回国时我40岁,我往前看了10年,觉得50岁的华人在美国混得一般,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我当时心气儿挺高,我觉得回到中国能施展一把。我回国20年,前10年跑遍全中国,10年后反打世界各地。不能说今天到美国演出一场就算成功了,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下一次机会在哪里。作曲家是一百年后见,当代再红也不算数,一百年后人家还在演你的作品,那是真成功。

  新京报:那你觉得你的作品100年后还会有人演吗?

  叶小纲:当然也很难说,还算有点信心。我的音乐说真话,不虚张声势、不咋呼、不猎奇,打动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打动别人,这种音乐留下的机会高一些。

  新京报:你曾经说很喜欢李叔同,希望远离人海?

  叶小纲:对啊,有机会我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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