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 有1000个人来，这事就成了

　　叶小纲盘坐在一架钢琴前，他左手扶着琴盖，右手撑着桌子，有时他的手指也会来到琴键上，钢琴就随机发出几个声音。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办公楼4层的一间大办公室，四五个人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也包括叶小纲。“叶院长，这个材料需要您看一下。”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去林肯中心了？演哪些曲子？”这回大概是他某个朋友。办公室里电话打进打出，叶小纲似乎早已习惯了一心多用。

　　在林肯中心演出自己的作品，并且还与著名的国际乐团合作，叶小纲成了中国作曲家里的第一人。底特律和纽约两座城市，都是他多年来往返美国的心灵纽带。每一次黄昏时抵达底特律，透过机窗看到一片金色的屋顶，他幻想着有一天这座城市的乐团能演奏自己的曲子。而在纽约林肯中心徘徊拍照时，他也渴望有一天能进驻其中。如今年轻时的梦想终成真，他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在原定赴美的前两日，在这个堆满东西稍显凌乱人来人往的办公室，他从自己的第一次音乐会聊起。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谈音乐会 老天助我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开音乐会的场景吗？

　　叶小纲：第一次开音乐会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基本坐满了。我记得当时的曲子有《橘子熟了》，是北岛的诗歌，有个钢琴变奏曲叫《岱雪》，是请周广仁教授弹的，那些曲子都和时代思潮有关，当时朦胧诗盛行。我是班里最早开音乐会的，后来大家纷纷效仿。那时候要钱什么的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事业，心情比较干净，我觉得挺好的。

　　新京报：你也说过，看自己30多年前照片眼神清澈，和现在的照片不一样，你说时代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

　　叶小纲：遇到坎坷较多吧，每个人青春时代对人生都充满憧憬，但经过时代和时间、人世，摧残……我觉得自己不错了，没倒下，挺到现在。

　　新京报：隔了这么多年，即将在林肯中心开音乐会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叶小纲：比较平静，我几十年前在林肯中心门口拍过照，想过总有一天要来这里开音乐会。现在真的实现也没什么，开了就开了吧。

　　新京报：谈谈这回要上演的三部曲子的创作？

　　叶小纲：《喜马拉雅之光》创作前我去了很多地方感悟当地的风貌山川，那边眼睛一望几十公里远，和北京环境简直不能比，心胸会变得很宽阔。我没想到能把这部作品的首演搬到纽约去，今年2月才想出这个主意，现在变现实了，也是老天助我，一般这种事情要盘算好几年才行。

　　新京报：《大地之歌》呢？

　　叶小纲：《大地之歌》是当时中国爱乐要举行巡演，指挥家余隆觉得应该有个中国作品能和100年前的马勒呼应，是他的主意，请我写的。马勒是神秘主义者，对天国充满憧憬，对现实充满伤感。我不是，我这个《大地之歌》是很励志的，和年龄有关系。当时是七八年前，好像还对世界有一点责任感，对人生还有励志要求，现在恐怕不这样了。

　　新京报：你说在写曲子的时候能不用民族乐器就不用？

　　叶小纲：我经常写民族乐器作品，给国外人写的时候能不用就不用，人家没这乐器不是瞎费劲么。但《喜马拉雅之光》还是用了，曲子太特殊。用了西藏鼓，还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器，古筝、笛子，要先声夺人，一开始得出点中国特色的声儿吧。

　　谈创作 不写宣传品是底线

　　新京报：你怎么看主旋律作品的创作？

　　叶小纲：主旋律创作也是对一个人的锻炼，作曲家应该什么都能写，你看美国大片都是主旋律，阿甘等等，人家写的多好啊。我写过空军庆祝60年的大交响乐，写得挺帅的。我写过浙江、写过楚，写过长城，但我写的是文化长城。当时对方希望我写成《黄河》那样很亢奋的作品，但我认为时代变了，我写的长城从咸阳、内蒙、山西、河北、北京到东北，这个作品2014年要演出。我不写宣传品，这是我的底线。

　　新京报：你也写了很多影视作品的配乐。

　　叶小纲：1987年我就去美国了，第一部电影那时候写得是《湘女潇潇》，电影得了不少奖。音乐写得有点前卫，和我后面的电影不一样。后面写得很接地气了。我现在已不是逮着一个机会就使劲表现自己的人了。《望日莲》也写得很前卫，当时导演都接受不了，这是我唯一觉得写得不好的电影音乐，心里一直很歉疚。

　　新京报：为什么愿意写影视配乐？

　　叶小纲：电影配乐很有意思，每部电影都不一样，我还得过两次电影金鸡奖。写电影配乐可以去外景地体验生活，写《玉观音》时我到云南去了，对面就是缅甸，挺有意思的。

　　新京报：《玉观音》听说当时还有个小故事？

　　叶小纲：《玉观音》我当时在上海街上买了一本，一口气就看完，我就说“这要是拍戏，不找我写音乐，那就是傻瓜。”仨礼拜之后，我接到导演的电话，让我写音乐。就那么巧。

　　谈作曲家 当代红不算，一百年后见

　　新京报：你说你的音乐里不把个人情绪放进去？

　　叶小纲：我的音乐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我今天不高兴，我音乐可以写得很美的。莫扎特是这样的，有的作曲家则不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风格全表现在音乐里，奋斗、抗争、对时代不满、黑色幽默……我不是这样，这跟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有关。莫扎特最最典型，他生活很不幸，他的音乐天真漂亮。我觉得中国音乐家像我这样的也不多。

　　新京报：你一直以来的作品都没有个人感情色彩吗？

　　叶小纲：刚去美国的第一部作品有过一点点感情波动，叫《冬》，我呆的地方一年有半年是冬天，再加上当时面对的文化冲突，自己语言又不好，这时候的作品有一点点感情波动。但马上就没有了，第二个作品就不是了。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决定从美国回来的呢？

　　叶小纲：回国时我40岁，我往前看了10年，觉得50岁的华人在美国混得一般，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我当时心气儿挺高，我觉得回到中国能施展一把。我回国20年，前10年跑遍全中国，10年后反打世界各地。不能说今天到美国演出一场就算成功了，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下一次机会在哪里。作曲家是一百年后见，当代再红也不算数，一百年后人家还在演你的作品，那是真成功。

　　新京报：那你觉得你的作品100年后还会有人演吗？

　　叶小纲：当然也很难说，还算有点信心。我的音乐说真话，不虚张声势、不咋呼、不猎奇，打动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打动别人，这种音乐留下的机会高一些。

　　新京报：你曾经说很喜欢李叔同，希望远离人海？

　　叶小纲：对啊，有机会我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