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从完达山到朗润园(1)

　　顶着有些花白的头发，周其仁先生进入了新的采访。在隔壁房间，一个采访刚结束。

　　近日，周其仁出版了两本新书《改革的逻辑》与《城乡中国》。从1979年开始，他关注城乡发展，密切参与中国改革，对时事发表看法，乐在其中。《城乡中国》如今出版上册，还在写作过程中，和他的经济学研究一样，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

　　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求学、治学，周其仁向来温和、理性，写文章专业，做学问严谨，不空喊口号，不故作惊人之语。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认为“挨骂最少”。

　　周其仁的人生也在城乡间穿插奔走。1968年，18岁的上海青年去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回到了城市。毕业后，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题目包括土地产权、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1989年，去英国、美国求学。

　　1996年，周其仁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开设多门课程，带领学生在城市、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曾说：“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从完达山到朗润园，周其仁对城乡中国的关切，在真实世界里求索的精神，延续至今。

　　完达山的猎人

　　“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2010年，周其仁带着一家老小，包括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内，回到了在黑龙江下乡的地方。现在来看，他当年“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摁在那里。

　　作为知青，周其仁插队的经历并不顺畅。1967年，他前往江西，想在那里插队，“结果江西还在武斗，吸收不了人”，只好返回上海。次年，上海学生对口去黑龙江插队，周其仁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来到黑龙江农场，一般先被分到农业排，要割草、锄地、扛粮食等等，“人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干这些农活，我们没有不适应，反而以此为荣，觉得越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周其仁说。

　　在农业排，农业劳动表现好，才能去机务排开拖拉机，“这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事情”。没有成功开上拖拉机，在农业连队劳动半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直至1976年才下山。

　　打猎是农场的一项副业。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如果鹿掉进去死了，可以吃肉，还有一张鹿皮的收益，如果在陷阱里鹿还活着，那抓来养殖，发展成一个鹿群，产出鹿茸，经济收益就更大了。”

　　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周其仁当时的理想是要去缩小城乡差距，“一代年轻人为什么要下乡？就是因为城乡有距离，我们想通过改造农村，把农村建设好。”周其仁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动员令”，内容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

　　回忆起来，63岁的周其仁笑了笑。他对记者说：“当时不是通过发展城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而是让城里人下乡，把城市的力量咔嚓一下送到农村去，后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如今，周其仁称“上山下乡”运动为乌托邦，因为“理想主义色彩太浓”。

　　重回下乡农场，教周其仁捕猎的师父已经去世，当时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农二代”受教育的程度高，大多已不再从事农业。走访时，问当地人，知青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其中被肯定的变化有两条：知青到当地小学做了老师，师资水平比过去高；知青去了医院，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

　　对于周其仁个人，“上山下乡”运动也带来了很多益处，“除了锻炼身体，体格强壮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毕竟了解了社会实际情况，不会有那么多想当然的东西，你看报纸，听广播，看样板戏，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出了问题，“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这一经验影响深远。2006年，周其仁出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提出在开展经济学研究时，要立足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仅是他个人网站最显著的标题，也成为他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周其仁小传】

　　1968年 

　　周其仁去黑龙江插队，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1969年——1976年

　　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

　　1979年 

　　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

　　1981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参与其中。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

　　1982年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 影响周其仁学术路径的学者们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资深的农村问题、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年轻的周其仁曾在其领导下展开研究工作，他认为：“杜润生老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盖尔·约翰逊(1916－2003)，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等。他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在美国留学期间，被其学术态度触动，他觉得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罗纳德·哈利·科斯（1910-2013），英国经济学家，曾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曾表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周其仁在留学期间阅读了科斯的全部著作，但未曾谋面，回国后才与科斯在关于变革中国的研讨会上相见。

　　C02-C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