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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城乡中国

周其仁:从完达山到朗润园(1)

2013年09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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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
盖尔·约翰逊(1916-2003)
罗纳德·哈利·科斯(1910-2013)
周其仁说,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因为他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周其仁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顶着有些花白的头发,周其仁先生进入了新的采访。在隔壁房间,一个采访刚结束。

  近日,周其仁出版了两本新书《改革的逻辑》与《城乡中国》。从1979年开始,他关注城乡发展,密切参与中国改革,对时事发表看法,乐在其中。《城乡中国》如今出版上册,还在写作过程中,和他的经济学研究一样,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

  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求学、治学,周其仁向来温和、理性,写文章专业,做学问严谨,不空喊口号,不故作惊人之语。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认为“挨骂最少”。

  周其仁的人生也在城乡间穿插奔走。1968年,18岁的上海青年去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回到了城市。毕业后,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题目包括土地产权、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1989年,去英国、美国求学。

  1996年,周其仁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开设多门课程,带领学生在城市、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曾说:“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从完达山到朗润园,周其仁对城乡中国的关切,在真实世界里求索的精神,延续至今。

  完达山的猎人

  “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2010年,周其仁带着一家老小,包括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内,回到了在黑龙江下乡的地方。现在来看,他当年“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摁在那里。

  作为知青,周其仁插队的经历并不顺畅。1967年,他前往江西,想在那里插队,“结果江西还在武斗,吸收不了人”,只好返回上海。次年,上海学生对口去黑龙江插队,周其仁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来到黑龙江农场,一般先被分到农业排,要割草、锄地、扛粮食等等,“人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干这些农活,我们没有不适应,反而以此为荣,觉得越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周其仁说。

  在农业排,农业劳动表现好,才能去机务排开拖拉机,“这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事情”。没有成功开上拖拉机,在农业连队劳动半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直至1976年才下山。

  打猎是农场的一项副业。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如果鹿掉进去死了,可以吃肉,还有一张鹿皮的收益,如果在陷阱里鹿还活着,那抓来养殖,发展成一个鹿群,产出鹿茸,经济收益就更大了。”

  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周其仁当时的理想是要去缩小城乡差距,“一代年轻人为什么要下乡?就是因为城乡有距离,我们想通过改造农村,把农村建设好。”周其仁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动员令”,内容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

  回忆起来,63岁的周其仁笑了笑。他对记者说:“当时不是通过发展城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而是让城里人下乡,把城市的力量咔嚓一下送到农村去,后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如今,周其仁称“上山下乡”运动为乌托邦,因为“理想主义色彩太浓”。

  重回下乡农场,教周其仁捕猎的师父已经去世,当时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农二代”受教育的程度高,大多已不再从事农业。走访时,问当地人,知青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其中被肯定的变化有两条:知青到当地小学做了老师,师资水平比过去高;知青去了医院,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

  对于周其仁个人,“上山下乡”运动也带来了很多益处,“除了锻炼身体,体格强壮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毕竟了解了社会实际情况,不会有那么多想当然的东西,你看报纸,听广播,看样板戏,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出了问题,“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这一经验影响深远。2006年,周其仁出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提出在开展经济学研究时,要立足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仅是他个人网站最显著的标题,也成为他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周其仁小传】

  1968年 

  周其仁去黑龙江插队,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1969年——1976年

  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

  1979年 

  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

  1981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参与其中。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

  1982年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 影响周其仁学术路径的学者们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资深的农村问题、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年轻的周其仁曾在其领导下展开研究工作,他认为:“杜润生老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盖尔·约翰逊(1916-2003),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等。他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在美国留学期间,被其学术态度触动,他觉得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罗纳德·哈利·科斯(1910-2013),英国经济学家,曾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曾表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周其仁在留学期间阅读了科斯的全部著作,但未曾谋面,回国后才与科斯在关于变革中国的研讨会上相见。

  C02-C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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