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从完达山到朗润园(2)

　　神秘九号院外的小伙伴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他是一个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1977年的年末，在农场的大喇叭里，周其仁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前是‘挑’人上大学，现在是自己‘考’，感觉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当时特别激动。”

　　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知青返乡，学校撤销红卫兵组织，安徽凤阳点燃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恢复全国高考。这一年，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

　　政策之变突如其来，周其仁却在无意中做了充分准备。到农场不久，他的父亲不断从上海给他邮寄书刊，寄书的同时，连续编号，“最后有好几百个号码”。书寄得多了，引起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把周其仁叫下山，进行面试，想要他在农场教马列课。面试他的教官，是日后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最后，他被留下教课，“到底是小城镇，信息灵通，恢复高考的消息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接收到了”。

　　第二年，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此后，他参加校内外多种读书活动，有一次聚会，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其时，朱嘉明已经来社科院读研究生，两人不时结伴参加活动。谁也没有想到，参加这类活动的一位人大老师，把当时一些青年人的想法转述给了自己父亲的战友杜润生。杜时任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对学生们的议论颇感兴趣，还把他们约去交谈。

　　1981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回忆，研究组成立时，杜润生曾到会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

　　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走访时，周其仁也觉察到了农村的变化。在黑龙江下乡10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村没有什么变化，去的时候是那样，走的时候还是那样”，但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种田更有积极性了，这其中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正是变化的结果”。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2年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从神秘九号院里出发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时代进程。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此时，周其仁的身份认同是“研究员”，“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问题”。这与杜润生的领导风格也有关系，他有意不让研究人员走行政官员的路子，农村第一线来的人、不同部门的人、左派或右派的人都为他所用。周其仁表示，如此宽松、自主性强、相互激发的研究环境十分难得，“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了”。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从这些人之中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然后跟更高级别的领导对话，形成政策。”采访中，周其仁对记者解释道：“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洋插队

　　因缘际会，周其仁在国外留学多年，遇到关切中国的学者，并有幸一起观察改革中的中国。

　　1988年夏天，周其仁随着访美团到了斯坦福大学。在该大学最高建筑胡佛塔上，同行的体改所的一个青年说：“我一定要到这里来读书。”当时，周其仁想也想不到自己会到美国来留学。命运再次发生了转变。周其仁在英国做短期访问，准备返回北京，却因突发事件，去往美国，走上了留学之路。“我根本没有打算来，只随身携带了一套西服。你看，时势比人强！”周其仁笑着说。

　　在美国，他像所有留学生一样，学英语、上课、泡图书馆，“这样一来，就把下乡前后学业上的亏空给填满了”。1990年秋天，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的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到了芝加哥大学，周其仁才知道因为自己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盖尔·约翰逊才推荐他做访问学者。“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科斯一样，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研究过中国的粮食问题、教育问题，也批评过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胎化”，他最触动周其仁的，当属其治学态度，“到中国来访问，四处了解实际情况，生了病，用推车推着还要去参加研讨会。”周其仁认为，求学问的精神没有东西方之分，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周其仁谈及的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产权理论的奠基人，曾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则认为，“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事实上，1964年以后，科斯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周其仁把能找到的所有科斯的著作都读完了，“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作者本人”。

　　“这么大的教授，我怎么能随便去访问他，而且我的英语也词不达意……”面对朋友们不断的询问，周其仁只好这样作答。其实，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获得思想主要靠阅读他的著作，而不是当面拜访。”

　　2008年，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时年98岁高龄的科斯，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现场，科斯对中国发出让私企自由竞争、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等十大忠告，最后表示：“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在这次研讨会上，周其仁提交了一篇题为《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论文，并且第一次见到科斯。会后第二年，他没有依循过去“只阅读著作不当面拜访”的成见，特意去美国拜访了科斯。当时，科斯正和助手王宁修订《变革中国》一书。

　　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去世，对他的回忆、对他的经济思想的阐述，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周其仁手头的“重头戏”。刚刚出版的《改革的逻辑》中，周其仁摘录了一段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

　　■ 周其仁作品录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周其仁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非典型经济学家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科斯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科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不是某个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变革的过程。

　　科斯这一看法，在周其仁看来是中肯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好像有了另一种倾向，读懂了中国，似乎就读懂了全世界。但是，我总觉得，不该着急，中国有发展经验，这个经验本身还在变化，急急忙忙称之为‘中国模式’，比较鲁莽，不太可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风生水起，国际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其中一些学者想把它模式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不是私人资本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以社团为基础的最好的发展模式”。有一年，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参会前，周其仁先考察了一番，发现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集体乡镇企业正在发生变化，“在改制过程中”。来到会场，他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你写的论文，还没等你发表，研究的对象已经发生变化了。”几年后，这些论文已经烟消云散。

　　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1996年，他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此后，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1997年至2001年，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在评价成都经验时，周其仁认为：“成都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确权为基础，先确定这是农民的地、农民的房。然后再谈转让、流转、市场化重组。确了权，农民才有权算账，合算不合算，参加还是不参加。或者看明白了，再参加第二期也不迟。”在城乡二元划分的土地制度之下，土地确权的缺失，使得失地者无法也不可能充分分享城市化的利益，而成都经验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学者的发言可能有公共效益，但别把他的意图夸大成本身就是如此。我从来不是以公共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发言，就是个人一点好奇，一点表达的愿望，有时候就是受到一点刺激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什么公共经济学家的头衔，有点离谱了。”他笑了笑。

　　采访时，周其仁完全处在自我的回忆、讲述的状态里。结束之后，他背着包下楼，来到大街上，第一句话是：“这是哪里？”

　　1990年 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认为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1996年 周其仁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1997年至2001年 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