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樱桃引发的抢劫案(2)

　　（上接A16版）

　　当时陈家的出租屋前已经聚集了在海宁打工的亲朋好友，有人告诉房东陈金龙，孩子要接回来，所以在此等待。

　　陈金龙急了——按照海宁当地的风俗，若有外来人死在自己家中，会很不吉利。

　　他报了警，要求警察将陈家人弄走，这一要求遭到警方拒绝。

　　随后，村书记张文奎答应将村里临时停放死人的一间平房腾出，供他们居住。

　　这是孩子出事之后，获得的第一次“帮助”。

　　无处求助的困境

　　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像个无底洞。陈文才一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

　　对住在停放死人的地方，陈文才还来不及抱怨。

　　他又将孙子送进海宁的人民医院继续治疗，自己和妻子住在这间平房做“豆腐饭”（海宁当地风俗，即白喜事宴）的厨房里。

　　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对陈文才一家而言，像个无底洞。

　　陈文才调动他有限的资源。能借的都借了，“老乡工友们，常常100、200的凑，再多他们也拿不出”。他说。

　　在海宁的先锋村居住了5年的陈文才，没有多少本地的朋友。“他们是外乡人，我们一般都不接触。”先锋村的一位村民说。

　　先锋村位于海宁市南侧，是一个离市中心3公里的拆迁安置点。村子里有5000多名常住居民，外来人口有9000人。

　　村支书张文奎说，由于原来的村庄拆分合并，加上大量的外来租房人员，居民不再如原先那样熟识，村委会也没有从村民处得知陈家的状况。

　　陈家在村委会的视野之外。陈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

　　海宁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救助已经有政策。《海宁市新居民慈善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因为重大疾病、突发性灾害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可以享受市慈善总会的医疗救助、突发事件救助。

　　但陈文才一家不满足这个条件。要得到救助，必须办理居住证。办理居住证有两个硬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和不能违反计划生育。

　　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养老保险。陈明灿和妻子林琴生子时，一个18岁，一个16岁，都没有到结婚年龄生子，自然更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他们无法享受老家的待遇。同样因为没有结婚证，儿子陈扬也没办法回老家登记户口。他是“黑户”，没法办理新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医保。

　　在海宁不少的社区都会有帮助外来人的共建共享促进会，而陈文才一家没有人登记过暂住证，自然也不在名单上。在村支书张文奎看来，“若是沟通早一点，我们也能早点提供帮助”。

　　陈文才一家只能依靠自己。陈文才将孙子托付给老婆，继续上工。才51岁的他肩膀臃肿，走路时弯腰曲背。9月的海宁还很热，陈文才穿着一件厚外套。他每天至少工作9到10个小时，能挣180元。穿着外套，扛起钢筋来才不会硌得肩膀疼痛。

　　陈明灿的母亲罗由平则每天从家来回医院煮饭送饭，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了，本来40分钟的路程，她常因走错路，花上一个多小时。“4块钱，买上馒头，可以吃一天了。”罗由平说。

　　在孙子生病前后，陈文才和罗由平一直替两个90后的儿子和儿媳，撑起整个家庭。

　　逃跑的母亲

　　看到林琴偷偷抱起孩子哭，金美凤相信，她喜欢孩子，只是年纪太小，不“成熟”

　　陈扬的母亲林琴选择了离开。

　　6月4日，林琴起早来到医院。她和罗由平一起吃完了早饭。罗由平叮嘱林琴，再来医院时，带些尿不湿给孩子，林琴答应，晚上再拨打林琴电话，则没人接听。

　　此前，林琴曾两次出走。一次是2012年，她没告诉任何人，去了嘉兴；另一次是今年年初，她给姑姐陈明霞发了条信息：“我走了”，然后去了杭州。

　　3年前，陈明灿父母从亲戚口中得知，儿子在网上认识一个四川女孩，在“谈恋爱”。随后，陈明灿提出要接林琴来海宁。没几天，林琴就到了陈明灿家。

　　没有登记领证，没有婚宴酒席。当天，罗由平买了新被褥，林琴就和陈明灿一家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年，儿子陈扬出世。

　　邻居们并不觉得惊奇，“不少外来打工人都是谈着谈着恋爱就住到一起了，有了孩子。”一位出租屋的本地房东说。

　　陈文才与罗由平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始终觉得家穷，儿子能找到媳妇已经是万幸。“等他们到了年龄，再登记结婚也不迟。”陈文才说。

　　在邻居们看来，这位眉毛画得夸张、脚蹬高跟鞋的四川媳妇，“穿得好看，心也好，就是不怎么顾孩子。”

　　林琴失踪后，海宁西山社区的书记金美凤设法找到了她，并带她来到嘉兴的新安医院看望孩子。

　　林琴避开了陈家人。金美凤说，她看到林琴偷偷抱起孩子哭。这让金美凤相信，她还是喜欢孩子的，只是年纪太小，不“成熟”。

　　托人转交给陈文才100元钱后，林琴再度失踪。

　　听到林琴来后，陈文才很激动，不停地用左拳砸右掌，他质问：她的小孩不要了吗？她难道不用负抚养的责任吗？

　　当有人告知他这是一种事实婚姻、林琴肯定要负责时，陈文才舒了口气。他仔细地在本子上记下每一笔钱的来源，但不肯把林琴送来的100元划入捐款。

　　“这是她应该做的。”他说。

　　尽管事情一点点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对于陈扬的病，并不那么乐观。新安国际医院儿科主任助理孙亚峰说，孩子的脑萎缩特别严重，经过治疗也许状况会好一点，但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很小。

　　“也许我不太会当爸爸”

　　陈家人说，“有钱的时候自己做饭，钱不够花了，就去找爸妈，孩子也扔给他们。”

　　林琴走时，没有和丈夫陈明灿告别。

　　6月5日，罗由平曾经问儿子：“林琴走了，知道吗？”陈明灿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走就走了呗”，他黑着脸走出病房。

　　事后，陈明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觉得林琴也是不想看到小孩这般模样才走的。“看着真的很难受，气管插在喉咙里。”他说。

　　这位90后的父亲，打工二代，并没有同父亲一样，适应整天“干活、睡觉、干活”的节奏。他成了工地上年轻的小工，不定期去上班。每天能挣80、100元钱。一个月的花费挣够了，便进网吧上网。

　　他在的工地多是临时性的，没有和工人签用工合同，也没有任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他知道自己很难进入这个城市。他所在的先锋村房价6000，数公里外的楼盘售价1万3一平。

　　陈明灿不像父亲陈文才。陈文才干劲十足。四年前，陈文才攒够4万块钱，在山里建了一座新房，虽然没钱装修，但陈文才仍然觉得生活有了奔头。

　　陈明灿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乡村对他来说是显得遥远的记忆。陈明灿说，他已经多年没有回老家，在他记忆里，家是乡下的一间破房子，桌子板凳也都破破烂烂。山里气候潮湿，一下雨，家里湿得站不住脚。

　　城市也显得疏离。陈明灿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觉得和家人一起在山里做活时更幸福。

　　婚姻并未给他带来成熟，即便是有了孩子，在陈家人看来，他与林琴更像是“过家家”。“有钱的时候就自己做饭，钱不够花了，就去找爸妈，孩子也扔给他们。”陈明霞说。

　　事发前几天，陈文才曾找儿子谈过一次，让他必须上工挣钱，不然孙子在医院停药，就保不住命了，但陈明灿一言未发。

　　他不是不想治病：“去工作，一天也就一百多，够不着（治病）。我做过几天工，就没什么心思了。后来就没做了，就想着怎么弄钱。”陈明灿说。

　　但没人愿意借钱给陈明灿，“他年轻，人家不信任他。”陈文才说。

　　在监狱里，陈明灿曾经回忆过，儿子平时最黏的就是他。他说，“也许我不太会当爸爸，但我希望能治好他”。

　　治好他，需要钱。

　　“有钱就有命”

　　“躺在床上，我抱着被子哭，哭了很久，然后想到了抢劫，这样来钱最快。”陈明灿说

　　为什么想到抢劫？陈明灿说，“有钱就有命。”

　　6月10日晚，母亲罗由平最后一次见到儿子陈明灿。她记得，儿子站在病房外的阴影里，不出声，也看不到脸上的表情。

　　陈扬当时就躺在一旁的病床上，用罗由平的表述，“像猫儿一样安静。” 这个漂亮的男孩眼睛圆睁着，不仔细看，觉察不到他的眼睛没有焦点。

　　医生把一份当天的费用单交给罗由平，上面详细地列举了这一天所使用的药物和进行的治疗，最后一栏的数字700多元。这已经是近些天来罗由平见到的数额最小的一笔费用。

　　“拖不起了，还是把孩子接回家吧？”罗由平征求儿子的意见。

　　“没治好，怎么出院，又不会吃饭，出院后去死吗？”陈明灿的回答带着些怒气。

　　罗由平回了一句：“那你去弄钱来啊！”很快，罗由平就为自己的这句话后悔了。

　　陈明灿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一天他回到家，“躺在床上，我抱着被子哭，哭了很久，然后想到了抢劫，这样来钱最快。”陈明灿说。

　　他也想过马路抢劫，但路上只能抢几百，不够用，想到银行钱多，就决定去抢银行。

　　这次抢劫毫无计划可言，在对警方的供述中，陈明灿说，他骑着电动车，抬头瞥见路边的一家银行，就走了进去。“我没想好抢多少。”他说。他也没想过伤害谁：“只是想吓唬一下。”

　　“老婆走了，受到打击，心灰意冷。”他在对警方的供述中说。林琴的出走和求助无门，成为压垮陈明灿的最后稻草。

　　一天后，6月11日上午10点，身穿白T恤、紧身牛仔裤的陈明灿出现在海宁文宗南路的一家银行内，他头发蓬乱，左手握着扳手，右手拿着菜刀，用力敲击着柜台，砰砰作响，呜咽道：“我只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