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旧作的“不过时”

　　【阅读观察】

　　上半年，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的《共同的底线》出版的时候，与会者谈到，尽管本书收入文章都是秦晖十多年前所写，直到今年才结集出版。但是，这些文章现在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过时。书中所阐述的一些社会问题，到今天也依然横亘而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到了攻坚战的时候，那些最为艰难的部分坚硬无比，岿然不动。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秦晖对于中国社会“诊断”之准确。

　　秦晖著作的“不过时”，不仅仅只出现于这一本书。从去年至今，秦晖著作《十年沧桑》《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与金雁合著）先后由东方出版社推出新版，这些数年前出版的著作，曾经让无数读者叹服秦晖对于中国社会问题观察准确的著作，今天重读起来，这种感觉依然非常强烈。从秦晖那里，我知道了“权力寻租”、“合法伤害权”等等令人茅塞顿开的概念，也多次听到他关于“私域要自由，公域要民主”的演讲。

　　一个学者某一阶段著述的“不过时”，对于学者而言自然是一种荣誉。但是，对于秦晖这样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学者而言，这种荣誉未必为其所喜。显然，他更乐意此前著作论述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与秦晖的“不过时”相对应，有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速朽”，则让研究者颇为尴尬。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亚洲四小龙”威震全球。对此，学者杜维明曾有著作论述，认为这与儒家文化相关。但是，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杜维明先生的理论遭到质疑，有外国学者直言不讳地称其学说已经破产。

　　今年以《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备受关注的汉学家傅高义，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但是，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傅高义对日本的高度评价也陷入了尴尬，有人称之“赶了一个晚集”。

　　在我看来，秦晖所说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应当被每个学者引以为戒——毕竟，对以学术为业的学者而言，没有人希望自己以前的研究被后来发生的变化弃若敝屣。

　　□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