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凶手，真凶是谁我也等待答案”

　　“我能盼着真凶把我从监狱换出来？”

　　新京报：9月13日法院再次开庭，那天有没有特别的感触？

　　陈新平：当庭宣判后，家人抱头痛哭。我自己相对比较平静。有一年多取保候审时间的缓冲。开庭前，我把法院的开庭通知张贴在了校园内外的公告栏上。我想告诉全世界，我陈新平没杀妻子。

　　新京报：2010年，河南赵作海案的纠正，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对你有影响吗？

　　陈新平：我在里面很少看电视，当时狱友们告诉了我赵作海的事情。影响？我知道再之前的佘祥林案。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和佘祥林不同。佘祥林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是一名人民教师，受过教育，被抓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跟对方摆事实、讲道理，就有办法还自己清白。

　　但是到了赵作海案，我的感受完全变了，什么教师、知识分子，进去了都一样。

　　新京报：赵作海的平反，没有让你高兴一些？

　　陈新平：了解了案件始末后，我一点也不乐观。一个靠“死者”复生而平反的案件，在我们的时代很光荣吗？

　　而我妻子已经死了，所以我连依靠佘祥林、赵作海式翻案的资格都没有。我能盼着真凶把我从监狱里换出来？可能吗？我那时候就盼着做梦梦到妻子，希望她能告诉我真凶是谁。

　　新京报：你为自己想过哪些办法？

　　陈新平：在监狱里，我把一本老刑诉法的书都翻烂了，里面涉及警方如何取证、法院怎么认定证据的规定我都能背下来。但我查那些法律，越查心越凉，因为按照书上写的，我根本不该被关进监狱。

　　法律早就规定不能刑讯逼供，也有“疑罪从无”的有关条款，但到实践中法律就成了一张纸。

　　新京报：那是什么最终支撑你一直申诉？

　　陈新平：五年里，正常的途径都走遍了，没用。到后来，我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家人的上访上。希望省里、中央的人能够知道我的冤屈。

　　“新刑诉法一口气读了五六遍”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案子感到乐观的？

　　陈新平：去年4月我被取保候审，出来那天，是几年中最开心的一天。虽然当时还是嫌疑人，但是心里知道，我的案子有转机了。

　　今年新刑诉法开始实施，里面明确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之后全国各地的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我就知道我有希望了。

　　新京报：你一直关注刑诉法的修改？

　　陈新平：是，虽然在监狱里说不相信法律了，但毕竟这是唯一能用的武器。新刑诉法出台前后媒体上好多讨论、专家意见我都有仔细看，正式出台后我把全文一口气读了五六遍。

　　新京报：你会特别关注疑罪从无的条款吗？

　　陈新平：即使在刑诉法修改之前，法律上也有相关规定。但是新刑诉法强调了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应该让公检法的人都好好树立这个理念。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疑罪从无无疑是司法进步，就具体案件中，也可能因证据问题，出现漏网之鱼。你怎么看？

　　陈新平：这应该是公检法考虑的事。为了防止漏网之鱼就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公安机关的职能是第一时间掌握证据、侦破案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掌握足够的证据是他们的天职。

　　如果因为证据不足让凶手跑了，那是公安机关失职。

　　如果明知证据不足情况下，检方坚持起诉、法院枉法裁判，那就是司法的灾难。

　　新京报：你希望人们怎么认知你的案件？

　　陈新平：法律应该避免我这样的悲剧。我希望在以后，类似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代价太大了。好的法律应该给每个公民基本的安全感，不然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我。

　　“内心里还愿意当老师”

　　新京报：从去年4月取保候审到今年9月13日再次判决，中间做了什么？

　　陈新平：等。因为还是“戴罪之身”，所以也没心思做其他事。

　　花了很长时间跟女儿重新接触。我被抓以后，跟女儿没见过一面。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阶下囚的样子。所以5年里，不管怎么想她，我都拒绝家人带她见我。

　　我被抓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多，到我出来，她都快一米六了，父女俩彼此都很陌生。妈妈死了，爸爸坐牢，我都不敢想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这是多么大的伤害。

　　新京报：出来后去祭奠过妻子吗？会有特别的话想对她说吗？

　　陈新平：取保候审的第二天我就去看了她，当时我没说什么，就在她坟前号啕大哭。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她，她生日和我同一天，马上又到了，到时候我也会去看她。

　　新京报：杀害她的凶手还没抓住。现在还有人怀疑你吗？妻子家人那边怎么看你被抓的事？

　　陈新平：这些年人们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警方侦查期间跟走访群众说我是凶手，法院几次判我是凶手，周围人不可能没想法。但是这些我不介意，我没做过，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妻子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不希望他们误解我。取保候审后，我把材料都拿给他们看，妻子那边的家人慢慢都接受了。

　　现在两家人关系很好，我们的女儿也是那边的掌上明珠。我跟岳母说，虽然妻子不在了，但我永远是她的女婿。我不是凶手，真凶是谁我也等待答案。

　　新京报：关于未来有什么打算？

　　陈新平：其实现在脑子里很乱，关于未来理不清楚头绪。会根据律师的建议，提起国家赔偿，但具体数额什么的都还没想。

　　新京报：还会继续当老师吗？你会怎么跟学生讲述过去几年的经历？

　　陈新平：我一步步从农村走进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前的生活我特别珍惜，很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但是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尘埃落定之后，内心里我还是愿意当老师。对未来的学生也好，对我的女儿也好，在合适的时间我会把一切讲述给他们听，让他们自己去辨别其中是非。特别是我的女儿，等她大一些的时候，我会原原本本告诉她我经历的一切，但是这个阶段，我还不希望她了解这些。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湖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