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师阿尔都塞 他,死了两次

　　日前，有幸获德高望重的法语界前辈蔡鸿滨教授赐书一册，是他翻译的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一看到这本书，脑海里首先浮现的画面是1980年11月的那个早晨——我刚到法国不久，在南锡欧洲大学中心学习，突然从广播中听说阿尔都塞扼死妻子埃莱娜的消息，震惊不已。一年后，我转到巴黎，所居大学城位于奥尔良门之北，即书中说的蒙苏里别墅诊所的对面，阿尔都塞常去那里就医。又过了十年，1990年10月的一天，在瑞士弗里堡山中，那时我正为《读书》写一篇关于克利斯特娃的《思想武士》的短评，偶然从《新观察家》杂志上得知阿尔都塞心脏病突发离世。文章称阿尔都塞的最终肉体死亡是他的第二次死亡。我于是在短评中加进了阿氏及其“死亡”的内容。如今看到这部自传，二十多年又过去了…… 文/杜小真

　　【书籍简介】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

　　作者：（法）路易·阿尔都塞

　　译者：蔡鸿滨、陈越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价：59.00元

　　1980年11月16日，早上八九点，一个身穿睡衣的男子冲出房间，跑进巴黎高师的庭院，发狂地叫喊着：“我扼死了埃莱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然而，所有的名誉与成就在这一天崩坍了——“阿尔都塞主义随着阿尔都塞一起死了”！而法院“不予起诉”的判决更引起了舆论的愤怒与声讨……

　　从悲剧发生到辞世的十年，阿尔都塞的晚年罕为人知。在这部自传中，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无师之大师 纯粹思考领域的胜利者

　　德里达在阿尔都塞的丧礼上说：“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尚存人间的我的漫长、丰富而又紧张的奔跑就这样随着路易一起中断了，结束了，死去了。”

　　阿尔都塞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很长时间内，活跃在巴黎意识形态论争的风口浪尖，多少思想精英、青年才俊集合于他麾下，成为萨特之后几代后学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1990年阿尔都塞逝世后，巴利巴尔，德里达、巴丢、珀蒂芒然、德桑第等众多昔日的学生、后来的同事、朋友和战友都为这位理论大师的陨落惋惜悲伤，为他这悲剧的一生感慨叹息。巴利巴尔在阿尔都塞的葬礼上致悼词，他认为阿尔都塞具有让人倾听的非凡能力：所以，和我那一代人一样，我学到的一切若不说是都来自于他，至少也是由于有他。我认为，只有“大师”这个名称最适用于他。

　　德里达在葬礼上“念”了（因为他已无法找到词语“说”出自己想要说的）感人至深的悼词，得知阿尔都塞逝世的消息，他正在布拉格，那是他在1981年因支持捷克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入狱事件后首次去布拉格讲学。德里达动身前曾在电话里对阿尔都塞许诺：从布拉格回来就给他去电话，会去看望他……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德里达说，阿尔都塞之死意味着“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尚存人间的我的漫长、丰富而又紧张的奔跑就这样随着路易（阿尔都塞）一起中断了，结束了，死去了。”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阿尔都塞，面对这些诚挚的表达，大概很难不为所动。

　　当然对于阿尔都塞的成功还有迥然不同的解释。比如托尼·朱特说“在现代学术生活中……他（阿尔都塞）竟然能够用不健全的心智牢笼将教师们和学生们拘留了这么长的时间……” 按托尼·朱特的思路，这么多昔日的学生、后来的同事、朋友，学界著名人物如此折服于阿尔都塞的魅力，似乎也都有些“傻”和“疯”的嫌疑。我想，托尼·朱特的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值得深思，但是否稍显苛刻？事情往往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还是觉得阿尔都塞的传记作者的话较为中肯，他认为，从那该死的杀妻事件后，我们就不能单纯追寻他获得成功的原因，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杀妻事件本身来说明哲学家和杀人凶手是何以共存于“天才、精英”之身，而应该寻找他为什么要这样倾诉疯狂事件的原因。无论如何，阿尔都塞的“成功”和“荣光”曾经存在，难以抹杀，而且有着其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也体现了阿尔都塞本人的独特思想魅力，其实，虽然他否认自己有师从的历史，但法国思想史的特殊“反思”精神传统在他身上打上很深的印记。至少，我们可以说：他“在纯粹思考的领域里作为胜利者出现”。

　　阿尔都塞以“杀妻事件”为始的自我陈述，虽然是以“正常人”的笔调，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字里行间中的狂躁的心潮涌动，听到文本叙事中的撕裂的灵魂呐喊……

　　【作者简介】

　　杜小真 生于1946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现代西方哲学会理事，法国巴黎七大葛兰言中心成员。巴黎高师法国当代哲学研究所成员。

　　著有：《萨特引论——一个绝望者的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自由与存在的重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遥远的目光》（三联书店2003）等。主要译有：《存在与虚无》（萨特著），《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著），《声音与现象》（德里达著）

　　自我毁灭者 左右不逢源的异端斗士

　　阿尔都塞的一位女友说：“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不惜任何代价地想要自我毁灭”。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优秀哲学家，阿尔都塞的“荣光”和他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无关系。作为法共党员，却坚持以改造、质疑、斗争目的留在共产党内，可说是左右不逢源的异端斗士。这双重身份使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不安，躁动和撕裂，甚至产生“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欲望。早在进入巴黎高师之前，他的一位女友就说过：“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不惜任何代价地想要自我毁灭”。

　　这种日渐强烈的毁灭欲望无疑和他的荣光日渐消退紧密相关。随着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幕的解密，随着许多与其宣称的目的南辕北辙的革命真相的披露，随着高扬的崇高理想名下的“灭绝人性”的暴力愈演愈烈之势，“哲学将军”的耀眼光彩逐渐暗淡，哲学家罗伯尔·马格吉奥利（Robert Maggiori）认为，阿尔都塞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科学并且杀死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有没有努力在杀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去拯救它呢？这种矛盾成为阿尔都塞的不可能解开的心结。

　　一个出类拔萃的哲学家感到自己没有达到预期的足够“伟大”，甚至最终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又饱受强烈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疯狂）的折磨，其痛苦和撕裂可以想见。阿尔都塞以“杀妻事件”为始的自我陈述，正是在向我们展示如此心灵冲突，虽然是以“正常人”的笔调，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字里行间中的狂躁的心潮涌动，听到文本叙事中的撕裂的灵魂呐喊……

　　扼死妻子埃莱娜之后，那个曾经光辉耀眼的哲学家和共产党人的阿尔都塞，和那个被称之为“疯子”“杀人凶手”的阿尔都塞就一起死去了。他的这些标签说到底都是符号。这第一次死亡意味着他的符号的死亡。“自从埃莱娜1980年被杀死后，我就再也拿不回我的党证了”。其实，在阿尔都塞第一次死亡前后，失落和绝望的气氛、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情绪业已蔓延：1981年，社会学家，万桑大学教授尼克·布朗扎（Nicos Poulanza）、1983年，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米歇尔·佩舍（Michel Pecheux） 均自杀身亡，他们都是阿尔都塞的忠实追随者和同道朋友。

　　有人说，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渐占上风，他们难以解决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阿尔都塞观点有异、但关系良好的法国重量级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925- ）则作了另外的解释：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他们无法摆脱心灵深处的“内疚”（la mauvaise conscience），最后转变为自我毁灭。还有人认为“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意识到理论困境，感到政治上的绝望。这些人曾经太相信他们无法克服的信仰：理论的万能力量。”

　　这些似乎也能够部分解释阿尔都塞的第一次死亡，但也并非尽然。阿尔都塞事后得以“免予起诉”，似乎渐渐脱离“心理障碍”，但他身心疲惫，难以摆脱噩梦缠绕，在死神的阴影下继续了10年生命，堪称“虽生犹死”，直至最终的第二次死亡。

　　信仰者 挣扎在理性和疯狂之间

　　陈乐民先生在《来日方长》的序言中发问：“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迪迪叶·埃里蓬说：“发疯是哲学不可避免的代价”。

　　如果我们再回到被托尼·朱特称之为“精心表述”的自传上来：阿尔都塞还是很想解释清楚某些事情。对于托尼·朱特“阿尔都塞写这本回忆录，不是为了弄明白自己为何杀死了妻子，而是为了向自己和别人证明他是心智健全的人” 的说法，虽然我觉得似乎不太厚道，但不能不承认其中的合理因素。

　　阿尔都塞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界的神话，不过是最少戏剧色彩的悲剧神话，我们从他对这个神话的叙述中，感觉到他和他的同道朋友们是如何苦苦挣扎在理性和疯狂之间……我们还从一个角度理解了许多事情，对他的学说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判断。但另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阿尔都塞的这部自传似乎不能算“忏悔录”，虽然我们从中看出“内疚”，看出彷徨和迷茫，看出极度的矛盾，我们却不太容易看出他如何忏悔，对什么忏悔，他甚至对最应该忏悔的事情没有忏悔。

　　至多，这样的叙述可能是阿尔都塞按照精神分析方法对过去的“回忆”——完全按照现在的思路进行的“回忆”，特别是对过去“疯狂”的回忆，在事后完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却似乎始终未脱离“理论思考是最高实践”的原则，所以总会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有“辩解”之嫌。要真正理解历史真相，了解种种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真正的心理缘由，仅仅凭借自己单纯的回忆和精神分析方法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毕竟有一个更高的事情凌驾于一切之上，缺失了它，无法正确地解释道德责任和法律仲裁不是一回事。只有普遍法则，也就是真正的“善”和“爱”才能够对这二者做出评判，虽然在某些人看来，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太简单，太低级，太缺乏深度；但须知，正是“小善”“小爱”的凝聚和发力，才能真正打倒“黑暗”，才能战胜“邪恶”——身体的和心灵的。

　　陈乐民先生在《来日方长》的序言中发问：“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

　　但是我们要说，在二十世纪，包括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有这点“毛病”。就是和阿尔都塞相随相伴到最后的一些师友，或者从来没有、或者后来脱离了这点“毛病”。比如为阿尔都塞写出三篇精彩书评、呼吁“在没有正义的世界追求正义”的利科（P. Ricoeur），比如批评“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都建立在派生观念上，而缺失了活生生的个体及真实实践”的生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比如对“大屠杀”有切身体验而反复强调摩西十诫中“‘你不可杀人’一诫是面对他人的最高戒律”的立陶宛裔法籍哲学家勒维纳斯（E.Levinas）……

　　确实，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智慧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他们的理论雄心太大，而又太轻视“很小”但又重要无比的心灵。迪迪叶·埃里蓬说“发疯是哲学不可避免的代价”，是否就是这“大”与“小”的冲突的结果？

　　反思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是要引导人们好好生活，而不是把理论思考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实践。做一个加缪那样的好人是需要勇气的。

　　其实，世间的道理原本是简单、明了的，不用加以深奥的说明。关键是要有一个最高的出发点：正常理论的出发点是共同的，是以个体生命，以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为最高原则。

　　须知，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不是一种观念，也不是一种理论和体系，在理性面前人人平等，就意味着每个人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最高理性。这个原则应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所谓的意识形态。任何漂亮的预言、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政治都不应该成为剥夺个体言论自由、生活权利，甚至残害无辜个体生命的理由！当某种理论被奉为战无不胜、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那就如亨利所说，它就按照不同的需求成为一种围绕这种理论的创始人而形成的各种歧义的总体。

　　最后，我想以上面未提及的我们许多人都最喜爱（而不是所谓最伟大）的思想家加缪作为本文的结束。加缪这个非高师出身的“普通思想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反对不重视个体，不重视个体现实生活，反对用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今天。他用文学形式得以更加深刻地表现普通人、穷苦人的生活和心灵，他对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早有预见，被称作“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虽然很多同代人对其“简单水平”不以为然，但历史证明他的“普通”陈述的正确，证明他表达的常识切中要害。

　　加缪获得诺贝尔奖时的答词在1958年发表时特别声明是献给他的小学老师的，他对大地和阳光以及世人无比热爱，他明知荒谬不可消除仍然坚持与世界和他人共同生活……这些大概就是阿伦特认为“加缪是法国最好的人”的原因吧。而做这样的好人，是需要勇气的。而这样的勇气不是所有伟大思想家都能具有……

　　其实，世间的道理原本是简单、明了的。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是要引导人们好好生活，不是把理论思考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实践，更不是设立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高尚目标，把它作为统治、衡量一切的准则，要求所有人为之奉献和牺牲。

　　陈乐民先生在《序言》提到，阿尔都塞和妻子的感情关系复杂，并非完全如他表白的那样，他们之间有吸引、爱恋、敬畏、同道的深情，又存在性格、思想、修养、品位上难以相容的冲突和分裂。阿尔都塞曾多次移情、滥交并非偶然。而他们多次尝试分开，却又难以割舍，彼此牵挂……

　　因此，若如法律认定，杀妻是阿尔都塞的精神疾病发作所致，可以免受司法处分，我们仍然不能不注意到由于信仰危机而产生的极端行为。毕竟，他和妻子的结合，更多的，或者更加本质的基础是很难说是“平常普通”的爱情，是否应该考虑到信仰和理论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