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的血泪教训

　　台湾同胞对回归缺乏准备

　　虽然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大陆隔开，台湾经济仍然遭到大陆战乱与通货膨胀的拖累，部分台胞不免心生怨言，对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

　　在20世纪，中国有三大收复失地事件，即台湾光复、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台湾光复因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蒙上了沉重的历史阴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将台湾光复后的严重挫折归之于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以致官逼民反。这种解释仅仅列出了悲剧成因的某个因素，而非全部。褚静涛博士一直从事台湾光复史的研究工作，耗时十几年，著成《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一书。该书通过大量历史档案，探寻台湾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与香港回归相比，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没有过渡期，具有突然性、剧烈性的特征。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发表。蒋介石政权才将收复台湾列入议事日程。194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出任主任委员，专职编制人员仅20余人。台湾调查委员会集研究、培训、决策、执行于一身。国民政府从组建台调会，到收复台湾，仅一年多的时间，缺乏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仓促，准备极不充分。以接管台湾教育为例，台湾中小学校约1300所，学生约100万人，以每校至少配备一名国语教师，每名学生至少有一本国语教材，台调会就应该至少征召1300名国语教师赴台任教，携带100万本国语教材发给台湾中小学生。陈仪等人在重庆为能找到一本台湾统计资料而四处奔波，根本无力去培训中小学老师、编写国语教材。

　　台湾同胞对回归祖国缺乏思想上的准备。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与大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长期愚弄、欺骗下，一些台籍精英想不到日本会战败投降。国民政府通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派军收复台湾。台湾人民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抛弃一种政治制度，去接受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转折幅度较大，困难也跟着增大。国民党政权低效腐败，对收复台湾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遭受日本残酷侵略的中华民族对于日本制度与文化，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台湾光复后，陈仪团队坚决铲除日语日文，推行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在思想文化上消除日本的殖民余毒。因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无力资助台湾，还要从台湾调集物资，去平抑上海的物价。台湾光复后，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虽然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大陆隔开，台湾经济仍然遭到大陆战乱与通货膨胀的拖累，部分台胞不免心生怨言，对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

　　台籍精英要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调整治台政策，开放民营经济，扶植台籍资本，吸纳台籍精英。

　　考虑到台湾整体上较中国大陆早发展几十年，陈仪设计了台湾特殊省制，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团队接收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设施、厂矿企业，遣返日俘日侨，推行民主政治，普及平等教育、国民教育，去除日本殖民色彩。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组建专卖局、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不同于大陆的省政府制度，是省政府制度的一种改进，行政长官的权力超过了大陆各省的省主席。尽管全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国仍属单一制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陈仪在台湾推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并非是“一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一制”，介于“一国两制”和“一国一制”之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从台湾省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来看，它是中国的一行省，与福建省、浙江省地位一样，而非一特别行政区域。但长官公署制度又与内地各省不太一样，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一种权力下放，是对“一国一制”模式的改进与提升。陈仪团队推行的台湾特殊省制，希望把台湾搞得比内地各省更好。国民政府同意在台湾建立长官公署，也是出于对台湾的重视。针对光复初期台湾政治混乱、通货膨胀、参政无门，台籍精英强烈要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实现“一国两制”，达成在单一制下的一种地方分权。这与中华民国体制及长官公署制度都有很大的差异，冲突不可避免。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调整治台政策，开放民营经济，扶植台籍资本，吸纳台籍精英。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有成功之处，更有挫败的血泪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台湾人民需要全面了解大陆，大陆人民更要深刻认识台湾社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误判。重温台湾回归祖国的历程，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或有助于大陆对台工作的新进展、新突破。 □罗志淮

　　褚静涛:收复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

　　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陈仪对日据下台湾的认识走在他人的前面。他想将三民主义施行于台湾，变日本的殖民地为祖国的宝岛，使台胞当家做主。至于台湾总督府的政治制度、行政效率、法制观念、技术改良等等，则当尽力继承善用，决不能把大陆那一套落后、低效的东西搬到台湾，去坑害台胞。

　　1945年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海峡两岸暌隔50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还是文化认同、价值取向，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设施、厂矿企业，遣返日俘日侨，推行民主政治，放开言论。陈仪团队主控了台湾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行政效率低下，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台籍精英参政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

　　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为避免受到大陆通货膨胀的波及，陈仪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因恢复厂矿十分困难，财政拮据。陈仪组建专卖局、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压抑了台籍民间资本的成长空间，资本家指责陈仪“与民争利”。台湾米糖经济遭到战争重创，粮食短缺，物价上涨较快，城市底层民众生活困难。

　　台湾的新闻报刊迅速发展，台籍精英关心台湾战后的重建，献计献策。一批大陆的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他们传播国语国文，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些举措有积极正面的一面，也给台湾人民带来困扰，难以适从。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滞外台胞返籍，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的隐患。台籍精英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市长直选，还政于民、还财于民。

　　台湾经济较大陆为好，仍然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波及。国民政府对残破凋敝的台湾，未予扶持，却将台湾的主要企业充为国有，强令台湾15万吨存糖运到上海，平抑物价。

　　陈仪团队只注意接收台湾的“物”，而忽略接收台湾的“人”。如果能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台胞不感到生活上有难以忍受的突变，再将被日本人剥夺去的国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利还给他们，尽早落实地方自治，大力吸纳台籍精英，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学，人心自然归附，而“物”亦随人俱来。如果陈仪团队能够细加体察台胞的生活方式、习惯及要求，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而把接收日产放在其次，并将日人榨取台胞的东西还给他们，情形可以好转。大陆籍官僚良莠不齐，施政低劣，底层民众并未感受到特殊化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物价高涨，吏治败坏，人心思反，社会不安，政治也就难上轨道了。由于陈仪一味高压，结果适得其反。陈仪的台湾特殊化政策非但不能迅速收效，反而加速该政策的调整。

　　台湾社会危机加深。陈仪接收与重建台湾的一系列举措有合理的成分，亦有与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相背离的一面，因而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

　　摘自《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