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灵(央视主播):最近给一些部门讲媒体关系、舆情应对时,发现好多真正做决策的领导自己不上网,只看下面送来的舆情报告。而下面送来的报告一没科学数据分析,二没专业人士,还停留在几个人摘抄的境界。领导根据这个做判断下决定。我真是替你们着急。你们蒙上眼靠别人摸石头过太平洋呢,把自己当鉴真了。
“舆情内参”应运而生
无论是舆情项目委托,还是开设舆情局,甚至让舆情分析师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怎样,都算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相关部门在民意面前的主动调整。
舆情监测分析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古代的邸报算是今日舆情监控的鼻祖了。进入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发展出了商业性的和政府下属的情报监测分析机构,既为商业服务,也为政治服务,无论是商业性公司还是政府下属机构,都强调专业性服务,政府也常向商业性公司定向委托研究项目。
在中国,由于社会还不够开放,商业性公司的分析服务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直到很晚才有了一些商业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机构等,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他们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专业声誉。
至于政府部门,则由业务司局,以及设置政策法规司,通过所谓调研来了解行业信息。历史和现状都已经说明,政府部门自己展开的业务考察和调研,虽然花费不少,但不少是走马观花,表面文章,发现真问题少。
作为把信息传播当成首要任务的媒体,则也存在许多难题,一些信息公开与否,并不取决于媒体的专业判断和职业伦理。至于中央及省级媒体,则在公开报道之外,往往通过特定的所谓“内参”系统,向上反映一些没有见诸公开报道的信息,供领导参阅,也奠定了内参以及这些媒体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
中国早已进入网络时代,但许多决策者并不了解网络舆情,面对海量信息确实也存在无从了解的问题,所以,依托舆情分析做决策,也应是一种潮流。
与“舆情分析师”成为职业相关联的,是各地大小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纷纷开设舆情监测室、舆情局。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那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把舆情监测作为内设机构了。这多少也表明,这些机构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
此前,许多大学的新闻院系,几乎都有舆情监测项目,从相关党政部门申请专项课题经费,受托做舆情监控分析,生意兴隆。
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嘈杂,相关单位无论是舆情项目委托,还是开设舆情局,甚至让舆情分析师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怎样,都算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相关部门在民意面前的主动调整。
“舆论分析”如何免于歧途
一些专为了解舆情而设的机构,事实上真正的功能不是舆情评估分析,而是对涉及本行业本部门工作的信息和舆论的监控,监控是否有负面信息和舆论传播。
舆情分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好生意,但是它正走在歧路上。潮流之中,泥沙俱下自是难免。
了解业务信息行业动态,跟踪收集公众对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各种舆论,本是那些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业务部门的本职工作,当下却有一些舆情部门,不仅在职能上与原有内设机构重叠,在人力与财力上平添了一种负担。这种机构设置,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跑马圈地式的权力扩张,也使内部分工职责不清晰。
因为,舆情分析对专业性要求特别高。它要求业者有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等等许多专业基础知识。没有这些专业训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舆情分析。
但是,这些人才到处都欠缺,遑论新起的舆情分析。所以,这个行业缺乏基本的人力储备。这种人才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就能解决满足的,这个行业不是机械修理,不是与机器设备打交道,不是与流水线打交道,每天被观测监控的信息舆论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与人打交道。这种格局下,其评估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决策者若是依据这样的评估做决策,难免会出现大问题。
更有甚者,一些舆情部门既缺乏专业水准,又缺乏职业道德,为凸显部门存在的价值,利用领导不上网,少上网,不了解具体情况,网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肆意摘编,胡乱猜测,夸大事实,强给他人戴帽子,制造紧张空气,唯恐天下不乱。既误导决策,陷领导于不义,使领导和机构清誉受损,又引发社会对抗情绪,加大社会成本。这样的舆情报告分析,也并不鲜见。
就目前观测到的情况而言,这些专为了解舆情而设的机构,事实上真正的功能不是舆情评估分析,而是对涉及本行业本部门工作的信息和舆论的监控,监控是否有负面信息和舆论传播。一旦发现,立即上报,同时捂盖子,公关灭火,各种手段齐上,而不是分析这些信息舆情背后的问题所在。结果是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来。这是懒政思维,害人害己。
也就是说,舆情分析对于政府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的舆情分析,会让决策走向科学,提升决策的质量,反之,非专业的舆情分析,不仅无助于决策的科学性,还可能让决策者陷入被动境地,让舆情更为复杂,从而也就丧失了舆情分析的本意。
□朱学东(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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