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翔实，误读胡适

　　继64万字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之后，海外学者江勇振新近推出83万字的同名传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在书中，江勇振以前所未有的资料爬梳和分析整理，对于胡适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来源意义辨析，并指出了胡适移植杜威、赫胥黎等人思想时，多有滥用、误用且不交代出处。与此同时，他在书中纠正了周质平、罗志田以及邵建等学者的部分观点。对于江勇振在史料上下力之大，用力之深，多年研究胡适的文史学者张耀杰给予了肯定。但是，对于江勇振称胡适谋求个人的“文化霸权”等观点，张耀杰提出了不同见解。

　　板子错打在胡适身上

　　极力表现“文化霸权”的只能是党同伐异并且不能容忍自己一方的“反对他个人”的陈独秀；而不是一直主张立异求同的胡适。

　　需要指出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是立异求同、自我健全的个人主义，其实并不是《新青年》同人的“公同信仰”。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的陈独秀，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接受过胡适反复提倡的这种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而是一直习惯于以《新青年》同人团队以及中共党组织内部的专制家长自居。

　　半个多世纪过去，一再强调只有他自己才找到了胡适研究“唯一的法门”的江勇振，却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完全没有能力领悟理解胡适以及蔡元培、钱玄同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达到的立异求同、自我健全的精神高度。于是乎，他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结尾的“幕间小结”中，翔实罗列了胡适对于“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ke again！”的反复引用，却得出关于胡适的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他的科学的人生观、对近代西洋文明的礼赞、东方物质西方精神以及‘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舍我其谁的气概，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篇演讲里。”

　　江勇振所谓“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舍我其谁的气概，在该书第三章中，更是被标榜为胡适的“过关斩将，争文化霸权”。胡适1921年1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私人信件，也因此被江勇振断章取义地认定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d夺战的自白书”：“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

　　这里的“任公”，就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前辈学者梁启超。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临行之前，他以《新青年》同人团队家长的身份，给胡适、高一涵寄来一封党同伐异的警告信：“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胡适接信后，为了避免《新青年》同人团队的分裂解散，启动他在美国反复实习过的民主议事程序，邀请部分北京同人就他在写给陈独秀的回信中提出的三条建议进行表决。陈独秀收到这样一封表决信后大为恼怒，再一次以《新青年》同人团队家长的身份，分别给李大钊、陶孟和写信。他一方面表示要与倡议《新青年》停刊的陶孟和绝交；另一方面指责胡适的三条建议中的第一条“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是“反对他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才不得不内外有别、委曲求全甚至于言不由衷地写下了劝告陈独秀不要“卤莽”的上述信件。假如江勇振非要认定这封信件是什么“文化霸权争权战的自白书”的话，极力表现“文化霸权”的只能是党同伐异并且不能容忍自己一方的胡适“反对他个人”的陈独秀；而不是一直主张立异求同的胡适。

　　单就当年的胡适来说，他确实有过像陈独秀、钱玄同一样粗暴武断的文化表现。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反省说：“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胡适所说的“悍”化，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极端化、专制化。他基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而提倡白话文写作，是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他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一起，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极端态度提倡白话文，却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一起，把白话文标榜为“正宗”的“活文学”，把文言文全盘否定为非正宗的“死文学”，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专制思维的典型表现。白话文的真实价值和生命活力，应该在与文言文立异求同的平等竞争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在争夺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正宗”地位中体现出来。胡适和钱玄同的可贵之处，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悍化”谬误，并且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健全的立异求同来加以纠正。

　　莫须有的“文化霸权”

　　江勇振对于胡适终生提倡和坚守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现代文明价值观有着严重误读和曲解。

　　江勇振显然没有认真区分胡适、钱玄同与陈独秀之间的价值歧异，反而沿着陈独秀的党同伐异的传统思路，“舍我其谁”地表白说：“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

　　正是基于与胡适率先引入中国社会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的传统思路，作为海外华人学者的江勇振，采用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已经使用过的把胡适先捧上天堂再打入地狱的学术套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的前言中，赋予胡适一个完全不能成立的“文化霸权”式的历史地位：“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到了第二部的前言中，江勇振借助自己方便查阅各种文献资料的学术优势宣称，“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然而，要突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要开创出新的典范，新的观点才是法门。……唯一的法门，就是去读杜威和赫胥黎的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胡适的文字，看胡适是如何挪用、误用，乃至滥用杜威和赫胥黎的。”

　　且不说“带领一代风骚”云云，在字面上就是完全讲不通的一例病句；仅就1949年之前的历史事实而言，蔡元培、梁启超、林纾、章太炎、吴稚晖、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穆等诸多文化思想界人士，都各有自己的读者群和影响力。在包括枪杆子在内的政治实力支撑下，谋求政教合一、统一思想的独尊地位的袁世凯、徐世昌、孙中山、蒋介石等政坛人物，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力，更是手握笔杆子的胡适所不能企及的。

　　在事过境迁的21世纪，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化学者，研究胡适的目的应该是从既有的历史事实中汲取营养、寻找路径，而不是在并不波澜壮阔的胡适研究领域，开创典范并且实现霸权。更何况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典范，是个人能力之外的社会合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代甚至几代人反复验证、事后追认的结果。作为长年从事胡适研究的一名学界中人，在我看来，江勇振对于胡适终生提倡和坚守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现代文明价值观有着严重的误读和曲解。但是，对于江勇振迄今为止最大限度地挖掘整理与胡适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资料，我一直抱有一份敬意。

　　□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