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自称施隆多夫“粉丝代表”

　　10月12日晚，年逾70的施隆多夫携德国电影人亮相在北京开幕的首届德国电影节，同中国媒体进行了交流。昨日，他的自传小说《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在京召开发布会，姜文特地赶来站台，不过因为要赶回片场拍戏，全程只待了十分钟便匆匆离去，令现场期待看到一场电影大师巅峰对话的影迷颇感失望。

　　不愿意做主流电影

　　记者：之前您曾有过一段在好莱坞发展的经历，感觉您应该不会去好莱坞啊？

　　施隆多夫：我可没去好莱坞，我去的是纽约。纽约独立电影制作比较多，好莱坞则更注重商业片。我去纽约是因为达斯汀·霍夫曼的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推销员之死》要被拍成影片，想邀请我执导，所以我就去了。但这是个充满误会的旅程，因为当时达斯汀说一定要请我做导演是因为他很喜欢我的某部电影，但其实那部电影并不是我拍的（笑）。

　　记者：所以对主流商业片您是一直排斥的？

　　施隆多夫：我不愿意做主流电影，就像你不能请一位钢琴家去演奏打击乐一样，这不是我的专长。好莱坞制作人见到我就跟见到鬼一样，他们的嗅觉很好，大老远就能闻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但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骨气。

　　记者：您如何看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与现在好莱坞电影的不同？

　　施隆多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带有强烈的美国民族的烙印，现在则更偏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艺术是很难操作的，因为具体的、身边的生活点滴才是灵感的来源，电影只有描写具象、地区、人们亲身经历的东西，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记者：在美国这段经历，给予了你什么样的感受？

　　施隆多夫：如果柏林墙没倒的话，我可能就在纽约度过我余下的人生。但当我听说柏林墙倒塌了，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在美国学到一点，就是“Just do it（只管去做）”的精神，这些故事在我的自传中都可以看到。

　　电影人有责任把名著变得通俗易懂

　　记者：您之前说踏入中国，自己就好像变成了《铁皮鼓》里的小奥斯卡，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施隆多夫：中国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确实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推销人之死》的作家阿瑟·米勒曾经写过：每一个美国人在床上醒来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国家太大了，自己太渺小了。像美国、中国这样有巨大国土的国家就会让人觉得太渺小。不过我也很难想象在13亿人口的国家当公民的感觉。

　　记者：《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样貌保持不变，心理年龄却是成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视角？

　　施隆多夫：当时拍《铁皮鼓》时到处寻找主角，也就是侏儒，找遍欧洲很多马戏团，看了很多小丑、侏儒，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都已经没有童真的迹象了。但我发现一个小孩，长得像老头，可他确实是个孩子，我就觉得很不错。这个主角反映了人类的一个梦想——有的人想永远不要长大，永远逃避责任，永远也不要附加给我任何权利和义务，我永远是个孩子。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把所有成年人的义务和责任都剥夺了，大家只要服从元首命令就可以了，所以戏里的侏儒是种比喻。

　　记者：您为什么喜欢改编著名作家的作品？

　　施隆多夫：一些德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不被常人理解，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责任把这些晦涩的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作品，变成人人看得懂、喜欢的东西。

　　我对中国经济感到好奇

　　记者：上世纪60至80年代是德国电影的黄金期，您如何看待当时的德国电影新浪潮？

　　施隆多夫：我正好生长在德国新电影运动期间，正是经历了战争之后，想要跟父辈决裂的一代人。这代人不再看父辈的电影，而是想要看反思战争题材的电影，电影人便顺应了当下的潮流。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所以电影就做得很成功。当时法斯宾德跟我所执导的电影，都在电影中表达了相关的情绪宣泄。所以我认为好影片总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

　　记者：你有什么早年深信不疑，现在又开始怀疑的事吗？

　　施隆多夫：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恐惧（笑）。我早期的理想是我们国家进行计划经济，5年计划，大家平等地进行物资分配，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笑）。但是我们德国现在实行的是混合经济，柏林墙倒塌让我们对东西德的不同体制进行剖析，一边是破破烂烂廉价的车、还没建好的破房子，一边是好车、建筑独特且品质好的房屋；一边是没有希望的灰色生活，一边是充满活力、生活滋润的，就像我这样。这让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所谓的思想。

　　我对中国经济也感到好奇，一方面进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还进行调控，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完美交融的，我想大概要十年、十五年后才会知道答案吧。

　　记者：对在中国举办的首届德国电影节有何感受？

　　施隆多夫：大家都知道德国汽车，德国电影可能就像《铁皮鼓》中的奥斯卡，是个矮子，但是他虽然个儿矮，喊起来还是很有力量的。电影事业或许不像工业那样大型、发达，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觉得很激动，这次来不仅带来了我的新片，还有我以前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 叙旧

　　“我和施隆多夫差着好多辈儿呢”

　　20年前，我拍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到1994年片子都拍完了，后期就是没钱做。后来王朔把让·路易（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找来，让·路易又找来施隆多夫，施隆多夫说你就到我这儿来做后期吧。我非常幸运就到了那儿，有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今天我是作为粉丝代表来到这里，并向施隆多夫本人表示感谢。

　　施隆多夫私下跟我说，每次大家看到他都跟他提拍摄于30多年前的电影《铁皮鼓》，新拍的片子却从没人提。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把拍的所有电影都叫《铁皮鼓》，顶多叫《铁皮鼓》1到16。

　　我之前一再提醒主办方，不要打出“姜文对话施隆多夫”的标语，我和施隆多夫差着好多辈儿呢，从哪个角度都谈不上对话，够不着。

　　“姜文，我们是哥们儿”

　　当年柏林墙倒塌，我刚从纽约回到柏林，担任前东德电影院院长。一个在北京的法国朋友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中国导演刚拍完一部电影，声音还没加上去，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行啊。然后年轻的姜文就带着一箱子的录音带来到了东柏林。我们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

　　当时姜文很年轻，感觉很有使命感。让我很震撼的镜头是一个小男孩躲在床下看到一美女露着一双大腿，男孩盯着姑娘的大腿看，我印象中这姑娘好像穿了一双鞋。我一看到这个镜头就想说：姜文，我们是哥们儿（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孙琳琳 实习生 梅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