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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影大师携代表作及自传小说来京,与姜文叙旧

姜文自称施隆多夫“粉丝代表”

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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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施隆多夫
(Volker Schlndorff)
德国电影大师。出生于1939年,早年在巴黎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1966年开始当导演,《青年特尔勒斯》预示了新德国电影的觉醒,最负盛名的经典代表作是《铁皮鼓》,该片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昨日的发布会上,姜文与施隆多夫见面,彼此来了个深鞠躬。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10月12日晚,年逾70的施隆多夫携德国电影人亮相在北京开幕的首届德国电影节,同中国媒体进行了交流。昨日,他的自传小说《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在京召开发布会,姜文特地赶来站台,不过因为要赶回片场拍戏,全程只待了十分钟便匆匆离去,令现场期待看到一场电影大师巅峰对话的影迷颇感失望。

  不愿意做主流电影

  记者:之前您曾有过一段在好莱坞发展的经历,感觉您应该不会去好莱坞啊?

  施隆多夫:我可没去好莱坞,我去的是纽约。纽约独立电影制作比较多,好莱坞则更注重商业片。我去纽约是因为达斯汀·霍夫曼的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推销员之死》要被拍成影片,想邀请我执导,所以我就去了。但这是个充满误会的旅程,因为当时达斯汀说一定要请我做导演是因为他很喜欢我的某部电影,但其实那部电影并不是我拍的(笑)。

  记者:所以对主流商业片您是一直排斥的?

  施隆多夫:我不愿意做主流电影,就像你不能请一位钢琴家去演奏打击乐一样,这不是我的专长。好莱坞制作人见到我就跟见到鬼一样,他们的嗅觉很好,大老远就能闻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但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骨气。

  记者:您如何看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与现在好莱坞电影的不同?

  施隆多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带有强烈的美国民族的烙印,现在则更偏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艺术是很难操作的,因为具体的、身边的生活点滴才是灵感的来源,电影只有描写具象、地区、人们亲身经历的东西,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记者:在美国这段经历,给予了你什么样的感受?

  施隆多夫:如果柏林墙没倒的话,我可能就在纽约度过我余下的人生。但当我听说柏林墙倒塌了,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在美国学到一点,就是“Just do it(只管去做)”的精神,这些故事在我的自传中都可以看到。

  电影人有责任把名著变得通俗易懂

  记者:您之前说踏入中国,自己就好像变成了《铁皮鼓》里的小奥斯卡,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施隆多夫:中国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确实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推销人之死》的作家阿瑟·米勒曾经写过:每一个美国人在床上醒来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国家太大了,自己太渺小了。像美国、中国这样有巨大国土的国家就会让人觉得太渺小。不过我也很难想象在13亿人口的国家当公民的感觉。

  记者:《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样貌保持不变,心理年龄却是成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视角?

  施隆多夫:当时拍《铁皮鼓》时到处寻找主角,也就是侏儒,找遍欧洲很多马戏团,看了很多小丑、侏儒,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都已经没有童真的迹象了。但我发现一个小孩,长得像老头,可他确实是个孩子,我就觉得很不错。这个主角反映了人类的一个梦想——有的人想永远不要长大,永远逃避责任,永远也不要附加给我任何权利和义务,我永远是个孩子。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把所有成年人的义务和责任都剥夺了,大家只要服从元首命令就可以了,所以戏里的侏儒是种比喻。

  记者:您为什么喜欢改编著名作家的作品?

  施隆多夫:一些德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不被常人理解,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责任把这些晦涩的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作品,变成人人看得懂、喜欢的东西。

  我对中国经济感到好奇

  记者:上世纪60至80年代是德国电影的黄金期,您如何看待当时的德国电影新浪潮?

  施隆多夫:我正好生长在德国新电影运动期间,正是经历了战争之后,想要跟父辈决裂的一代人。这代人不再看父辈的电影,而是想要看反思战争题材的电影,电影人便顺应了当下的潮流。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所以电影就做得很成功。当时法斯宾德跟我所执导的电影,都在电影中表达了相关的情绪宣泄。所以我认为好影片总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

  记者:你有什么早年深信不疑,现在又开始怀疑的事吗?

  施隆多夫: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恐惧(笑)。我早期的理想是我们国家进行计划经济,5年计划,大家平等地进行物资分配,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笑)。但是我们德国现在实行的是混合经济,柏林墙倒塌让我们对东西德的不同体制进行剖析,一边是破破烂烂廉价的车、还没建好的破房子,一边是好车、建筑独特且品质好的房屋;一边是没有希望的灰色生活,一边是充满活力、生活滋润的,就像我这样。这让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所谓的思想。

  我对中国经济也感到好奇,一方面进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还进行调控,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完美交融的,我想大概要十年、十五年后才会知道答案吧。

  记者:对在中国举办的首届德国电影节有何感受?

  施隆多夫:大家都知道德国汽车,德国电影可能就像《铁皮鼓》中的奥斯卡,是个矮子,但是他虽然个儿矮,喊起来还是很有力量的。电影事业或许不像工业那样大型、发达,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觉得很激动,这次来不仅带来了我的新片,还有我以前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 叙旧

  “我和施隆多夫差着好多辈儿呢”

  20年前,我拍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到1994年片子都拍完了,后期就是没钱做。后来王朔把让·路易(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找来,让·路易又找来施隆多夫,施隆多夫说你就到我这儿来做后期吧。我非常幸运就到了那儿,有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今天我是作为粉丝代表来到这里,并向施隆多夫本人表示感谢。

  施隆多夫私下跟我说,每次大家看到他都跟他提拍摄于30多年前的电影《铁皮鼓》,新拍的片子却从没人提。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把拍的所有电影都叫《铁皮鼓》,顶多叫《铁皮鼓》1到16。

  我之前一再提醒主办方,不要打出“姜文对话施隆多夫”的标语,我和施隆多夫差着好多辈儿呢,从哪个角度都谈不上对话,够不着。

  “姜文,我们是哥们儿”

  当年柏林墙倒塌,我刚从纽约回到柏林,担任前东德电影院院长。一个在北京的法国朋友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中国导演刚拍完一部电影,声音还没加上去,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行啊。然后年轻的姜文就带着一箱子的录音带来到了东柏林。我们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

  当时姜文很年轻,感觉很有使命感。让我很震撼的镜头是一个小男孩躲在床下看到一美女露着一双大腿,男孩盯着姑娘的大腿看,我印象中这姑娘好像穿了一双鞋。我一看到这个镜头就想说:姜文,我们是哥们儿(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孙琳琳 实习生 梅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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