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游资困大清

　　■ 突破宿命（10）

　　大批海外游资的涌入，加上大清国政府对待跨国借贷的法律错位，最终将中国商人推向了西方资本的怀抱，刺激了鸦片的巨量走私。这一“技术”问题，大概是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没有想到的，也是后世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

　　与资金直接成本仅仅3%年息的英国资本相比，一直没有发育的大清国金融市场，年利率一般超过20%，甚至60%，这为很多英国散商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跨国借贷因此成为18-19世纪中英之间最具生命力的生意，规模相当庞大。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仅1782年，广州商人的外债规模就已经高达380.8万元（银元，约合266.6万两白银）。

　　跨国高利贷的贷款人，是那些获取了中国政府的进出口特许证、却在资金上遇到困难的中国“行商”。持证的行商本来就不多，而其中真正有资金实力的更少，仅有3-4家，大多数都必须为了获得流动资金而从外商那里得到贷款。

　　中国的“行商”之所以对资金如此饥渴，首先是因为大清国一直没能发育出成熟的资金市场，资金借贷都是靠“熟人社会”的潜规则解决，导致融资难、成本偏高，高利贷横行。此外，“行商”们要从内地采购丝茶瓷器等，也因为缺乏信用体系，而只能现款结算、甚至要预付款项，需占用大量资金。而且，行商们虽然作为帝国外贸的垄断者，却因此而不得不应对庞大官僚体系的腐败索取。大清帝国极其粗糙和原始的金融体系，根本不能为他们提供应对巨额外贸及巨额腐败所需要的现金。要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下去，从外商手里获取高利贷，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中国缺乏流动资本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利率吸引了外国的投资人……这种高利率，是当时中国（中世纪欧洲也是这样）资本积累不发达状态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公行不能应付英国贸易扩张的基本理由。”（《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随着中英商人因借贷而起的纠纷的增加，帝国政府的对策就是不断升级调控：行商欠款本是民商行为，却要用刑律进行“严打”，往往是抄家充军；行商所欠外债，则勒令其他行商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到后来，干脆要求统一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因为政府认定行商们的“贱买贵卖”正是造成借贷难禁的原因：“惟（洋商）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督看稽查。”

　　这一切调控手段都失效后，政府不得不承认现实，却又给每家行商规定了年度外债上限：10万两。至于如何执行操作，文件里就都不提了——正好给下面的各级官员“寻租”提供又一个工具。

　　这些举措，等于是用国家信用为跨国借贷背书，无形当中催生了中国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国高利贷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有大清政府作为担保，大量英国散商有恃无恐，投身于这项“热钱”运动。一边是国际游资在拉、一边是大清政府在推，中国商人们被跨国借贷越套越深，最终也只有一种生意才能应对这种产业模式：那就是鸦片走私。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