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这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

　　《炸裂志》用阎连科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部有“野心”的小说，“它试图表达我们国家在3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心又发生了何种变化。”

　　小说中，炸裂在3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小村庄发展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炸裂人被鼓噪向前，在金钱、权力中挣扎、翻滚。阎连科用“神实主义”的手法，将故事的氛围渲染得荒诞、绝望。关于“神实主义”，阎连科曾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遮盖的真实”。在《炸裂志》中，权力大到可以改变世界的秩序，市长能够对自然界呼风唤雨，而有他签名的白纸竟成了濒死之人的救命良药。阎连科的态度是矛盾的，“它描写的时代是扭曲的、变态的、破碎的，但也是极其蓬勃向前的”“我想这个小说表达了一种焦虑，也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

　　这种朝气就像小说的名字“炸裂”。几年前，阎连科去韩国，在一面全是韩文的墙上看到了“炸裂”这两个汉字。翻译告诉他，墙上写的内容是明天将有一个外国学者做演讲，但报名已满，没有剩余的位置。“就是炸裂了”。说这话时阎连科抬起双手向上一扬，他觉得这个词准确地形容了中国30年的发展状况。

　　谈形式 是地方志也是国家志

　　新京报：你曾说“不谈结构，就不要谈长篇小说”，那我们就先谈谈《炸裂志》的结构吧，为什么要用地方志的形式？

　　阎连科：用地方志写一部小说是我非常早就有的想法。我的书架上就有本地方志，是我们县的县志，在翻的时候我就想要用这个方式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不知道用到哪里合适。直到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它的轮廓是一个小村庄变成镇，变成县，变成城市，变成直辖市。它和用地方志讲述故事的想法吻合到一块，于是就写了这个小说。

　　我想这个结构的奇妙在于它让一个作家担任地方志的主编。炸裂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地方志放在那里了，但新上任的市长觉得不合适，想请一个有名的作家重写，于是小说中就有一个叫阎连科的作家，担任了地方志的主编。奇妙就在这里，后面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志，而小说是一个伪地方志，就像我在小说最前面写的“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史”。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有一种书中书的感觉。我的小说好像都有这种书中书的现代性结构，比如《受活》的主体是一本书，但它的注释又构成了另一本书。

　　新京报：这种书中书的结构是想说明什么？

　　阎连科：我想它们说明了一种历史的不可靠性，那一本不一定比这一本更真实。今天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段30年的历史，包括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孩子，但谁的历史是真的？谁的都是真的，谁的也都不是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炸裂志》是最真实的，它尽可能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国家30年的变化，它是一个地方志，也是一个国家志。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开放30年成果展，那也是一段历史，它截取了它需要的横断面，80年代如何、90年代如何，那种历史是以实践为中心的，但《炸裂志》中的历史以人心为中心，不管你喜不喜欢其中的人物，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成为了一个志的中心、线索，而不再是GDP，书写历史的线索发生了变化。

　　谈野心 作品或改变小说秩序

　　新京报：王德威曾说阎连科的世界里，命运的赌盘不停转动，过去的主宰是土地庄稼，现在则换成了金钱。金钱对社会的影响是你想在《炸裂志》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吗？

　　阎连科：其实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思考，你脑子是想不清楚的，但是有一点你知道，就是这个故事极具现实性，充满了巨大的信息量。它写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村庄的变化，写了人心由理想进入欲望，由欲望发展到恶望的过程。而且金钱、权力、女人的遮羞布，在这个小说中彻底没有了。它赤裸裸地表达了权力到底有什么样的能量，比如在村委会当秘书，小姑娘一直拒绝孔明亮，但当明亮由村长成为镇长，小姑娘的扣子就自动一个一个脱落下来了。

　　新京报：你提到了这部小说极具现实性，希望表达中国30年的发展。在刊登《炸裂志》的那期《收获》上，刊登了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写的《炸裂志》评论《现实与超现实的“主义”》，他在其中认为《炸裂志》有些为了刺破现实的面具而陷入符号化的写作，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阎连科：我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如果用现实主义的眼光一定是无法理解这个小说的，而用19世纪的小说做参照这个小说也会有很多问题。但换一个眼光来看，这些问题也许就不是问题。具体来说，人人都喜欢卡夫卡，但卡夫卡的哪一个人物不是符号？卡夫卡哪个人物能够和托尔斯泰小说的人物比较？我们那么喜欢《百年孤独》，但如果和《红楼梦》放在一块，其中哪一个人物都不如《红楼梦》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炸裂志》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那可能恰恰是阎连科要放弃的。我们纵观20世纪文学，总体来说，20世纪文学的人物远远不如19世纪文学的人物丰富、复杂和深刻，但是20世纪文学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思考却是19世纪所没有的。《炸裂志》中在老三身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说是真实的，他带领一群人拿着枪围着一栋楼，楼就消失了。他的塑造完全放弃了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但他形成了另一种丰满。

　　新京报：这就是神实主义吗？

　　阎连科：对，这部小说有一定的野心，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秩序，不再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全因果关系，卡夫卡是零因果关系，魔幻现实主义是半因果关系，到了这部小说就是内因果关系，只要是精神、灵魂是合理的，就像一条河流的最下边是激荡流淌的，上面的浪花是大是小已经不重要了。

　　谈当下 社会没有秩序但充满朝气

　　新京报：因为现实的丰富、复杂，很多作家在把握现实的时候遇到困境，你有同样的困境吗？

　　阎连科：为什么大家都在写现实，又都不太满意？是因为把握得不准确。我想面对复杂荒谬的现实，我们更需要找到的是一个把握现实的新的方法。在《炸裂志》中我就有这样的尝试，我不去把握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大家写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炸裂志》写的是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是有差别的。

　　新京报：你曾说成功的文学是应该把自己独特的感情融入社会之中，《炸裂志》体现出你对社会现实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阎连科：其实每个作家面对今天的现实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有的人在文学中表达了，有的人在文学中不表达。这个小说依然延续了我对中国现实矛盾的、焦虑的态度。首先你不知道社会会向哪里发展，结果是什么样的，我的上一辈人，不管对人如何认识，他们还是相信一切的，但到我这一代人，都有个巨大的怀疑在其中，怀疑什么，你还说不准，但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小说也很正能量，它描写的时代是扭曲的、变态的、破碎的，但也是极其蓬勃向前的。我们出现无数问题，但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充满朝气，所有人的脚步都在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绝不会是欧洲的暮气。我们的社会忙乱、没有秩序，但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伸手就能抓到理想的感觉，但理想是什么，能不能抓到，不知道。我想这个小说表达了一种焦虑，也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