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之师救大清

　　■ 突破宿命（12）

　　当太平天国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并训练军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练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丝毫未减。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了军权，却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坚决不任命曾国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职务，将“军、政”严格分开。军队的粮饷供应，必须仰赖行政体系的支持。这一对枪杆子设防的政策，在局势复杂的战区，实际上难以执行，造成前线将领十分被动，曾国藩感慨地说：“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筹粮筹饷处处受到地方掣肘，甚至在一怒之下，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二十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刘长佑、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出任封疆大吏。

　　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却比较丰厚。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更为浓郁，标志着在太平天国“异端邪教”的挑战下，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而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剂。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寿命也因此得以延长。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