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树 这次演完后就开始录新专辑(2)

　　（上接C10版）

　　完了就开始。

　　新京报：从太合麦田出来后，你是什么状态？

　　朴树：2009年合约到期，我就出来了，暂时不想让人管我。也曾想过换一个人合作，后来慢慢打消这个念头。第一，我觉得这家公司在制作上不能给我任何帮助，他们的理念并不好；第二，我需要自己想清楚，如果我还在一家公司的话，肯定会被潜移默化地带着，做很多维持那个地位的事情。

　　过去，我这个人特别模糊，没那么多是非观，可以这样，也可以不。慢慢地，真的，我发现人得有原则。比如，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当我赢得发言权之后，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做唱片、写歌都是有话要说，如果你没有要表达的，真的，你可以闭嘴。我非常不喜欢没话找话，这对我来说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但我不反对为生活所迫勤劳致富，不反对别人这样。

　　新京报：所以，要发新专辑就意味着你有话想说了？

　　朴树：对，但是现在不能说。

　　状态4成长

　　要身体健康、身心合一

　　新京报：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在其晚年作品《肩后》中曾说：“精神健康状况欠佳，都是野心造成的。”这种野心未必是想求什么，可能是你说过的那种，感情太充沛、体验型人格。回头看从前的自己，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朴树：非常认同。文艺是一个……怎么说，反正过去我是这么认为：文艺是一个化合产物，里面有特美好的感情，也有欲望、有名利心。我前几年生了场大病，之后便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也明白，身心是一体的，我一直在不断探索自己的人格、发现心里隐秘的东西——那些我一直忽视、甚至不愿意面对的东西，慢慢发现它、完善我自己。

　　我过去写东西，那些感情基础很多来自于自我怜悯和自恋、好多小悲伤，如今我好像把那些东西很自然地冲洗掉了。现在我觉得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自然，音乐也该是这样。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可能因为年轻时该玩儿的都玩儿过了，才能走到如今的状态。是否愿意讲一下你最疯狂、最折腾的阶段？

　　朴树：2000年那会儿玩儿得挺疯的，大概混了两年。我混夜店，那时的夜店也比现在要好玩无数倍。那段时期非常想让自己特别堕落、变成一个王八蛋，好像那样才知道生活是什么。现在则完全走到另一边去了。

　　新京报：是有什么关键性的人或事影响到你发生这种转变吗？

　　朴树：确实有，但我确实不能说。另外，李海鹏2010年的《佛祖在一号线》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个社会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有那么多不公平，第一次，我开始不只关注自己了，也开始愿意为别人做点什么。

　　状态5偶像

　　不是我多好，是别人不够好

　　新京报：你有相当一部分歌迷，这么多年来对你从不过多要求，不会催你快发专辑，只求你好好的就很满足。你是否能感受到这种情感？为什么你的粉丝有如此的黏性？

　　朴树：我大概知道，但实际上按照我朋友的话说，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别人做得不好。我觉得我有“真”的那一面，包括我的歌也是那样。

　　新京报：下月你就四十岁了，所谓“四十不惑”，但你又似乎还有着少年气，现在的困惑对象是否有变化？

　　朴树：可能是形而上的那部分吧。生活里还好，能接受好多事情，也能允许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这都不是问题。

　　■ 新启蒙读物

　　好像从36岁那年开始，我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2009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西医指标都正常，但中医说法是，整个人身体全乱套了。《身体使用手册》那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突然意识到，从前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了解，怎么喝一杯水、什么是生病都不了解。顿时发现我对这个世界完全一无所知，那一刹那，那真的很崩溃。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如今我每天就是锻炼，读书，跟狗玩一会儿，三餐一顿不落。可能跟人的交流比较少，但其实我不想做一个封闭的人，就在我最封闭的时候，我都特别清楚，人除了有其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还应该是开放的。自己喜欢自己一点，就会强烈地要求自己往上走、去了解不了解的东西。

　　■ 树与他们

　　“啊，我能自己唱吗？”

　　大概是1996年夏秋相交时，办公室来了一个长发足以遮住眼睛的颓废少年，号称要把自己的作品卖给高晓松。我和晓松本以为他拿了个小样，结果他背了把吉他说：“我给你们弹着唱吧。”是《天上有个花园》和另外一首什么歌。我和晓松对视，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他说：“啊，我能自己唱吗？”这个挺黑的少年，就是小朴。

　　《我去2000年》制作时间相当长，朴树也有非常个性化的想法。起初高晓松做了一版，几近完成时，朴树突然说：“张亚东给我做更合适。”当时麦田音乐还是小公司，我本有些踌躇，但第一次见亚东，他就表达了愿低价甚至免费做这张唱片的想法，还蹭了当时王菲录音的棚。那是我音乐生涯里最艰苦但又最丰富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 口述：宋柯（麦田音乐创始人，现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多次催他做新专辑

　　朴树是我大学师兄，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目睹他从小的创作人成为一个巨星，很为他高兴。自《生如夏花》以来，他九年没出专辑了，这期间我与他聊过很多次，也催过他很多次。好消息是，前些日子，他终于告诉我，自己准备开始录新专辑了。虽然是“准备”，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

　　我经常把他的那两张专辑拿出来听，《在希望的田野上》《苏珊的红舞鞋》这种可能被多数人忽略掉的作品仍然戳中我心里比较柔软且私密的部分。 口述：王磊（网易音乐高级总监）

　　有时觉得他像我的孩子

　　这十年来，朴师傅的任何一场活动及演出我从未有过缺席，这是我第一份职场工作，他也是我陪伴过的唯一艺人。我们感情相当深厚，既是老板与员工，又是兄弟朋友，甚至有些时候，我心里觉得他有点像我的孩子。

　　筹备这次北京演唱会，其实是我五六年前的一个梦想，当时他完全不同意，觉得时机没有成熟。以前的三四年，朴师傅的状态不太好，不愿意接受采访，也不太愿意演出。现在不那么封闭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次真的好不容易，我很开心，十年职场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口述：小建（朴树经纪人）

　　从不觉得他“低迷”

　　朴哥是一个生活的聆听者，他似乎身在其中，又游走于之外，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听着，不改变当时的环境，同时收集着生活碎片。有次他找我，说想拍阳光下风掠过树梢的那种状态。我想象的画面是“绿色树阴下，他在细碎阳光阴影处”那种，谁知他说，别，这里面没有我，就是只有树、光影和风，我只是想记录这些就在身边而我们其实都不注意的画面。

　　我从不觉得朴哥“低迷”，那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生怕破坏了原本气息而小心翼翼的状态。就像《生如夏花》的歌词里说的：“我在这里，就在这里。” 口述：董小树（“树与花”演唱会导演）

　　飙泪之后，成了他同事

　　朴树给我的印象，最初都是由各种飙泪构成的：第一次在JJ Disco看“红白蓝”演出时就感动到哭死，回家听卡带还是哭；看他获奖也会感动地流泪；参加各种活动被挤得死去活来还是哭；当然现在也哭，哭点是他为什么还不发新专辑……记忆中，第一次成功突出重围给朴树送信，我更是哭得不成人形。

　　那时朴树传达出的敏感、忧郁形象对于青春期易波动的少年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而正是在这种激烈情绪的鼓舞下，我贸然冲到当时太合麦田副总经理张璐面前说：“我要去上班。”故事的后来，我便有幸与朴树成为了同事。

　　口述：金澄顺（前太合麦田宣传总监，现英爵文化总经理）

　　好在他是勇敢的人

　　朴树是一个有点脆弱又很敏感的人，这两点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注定不会好过，换谁都一样。好在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敢地把这种脆弱写成了音乐、写成了故事，告诉了大家。

　　在我看来，他是个兄长，但多数时候都是以哥们儿的方式与大家交流，甚至于有时会让我觉得，他处理音乐和事情的方式，比我还孩子气。但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歌手最终成就了一个经典，成就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口述：德恒（朴树乐队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