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伟驰的诗集《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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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概括周伟驰是困难的。我所了解的周伟驰是一个早熟而极其独特的诗人。让我感到悲伤的是他的这种清晰而宏阔的独特性至今没有获得更为广泛的认识。”
《剪枝》(节选)
我站在桃树下,是在这个山坡上
踮起脚来,正好够到几根惹眼的长枝
我打量,山下整个城市在满缀的桃瓣间向我
呈现,云朵遮蔽,阳光照耀,显出明与暗
使我的心情跟着视野而蔓延、扩大
是啊,花枝间的空隙,搭起了一个舞台
不过,我得劳动,风拂过我的颈
象在催促。我看了看桃枝
密密的小结上都绽满了花,有的才张开了一半
银白和粉红,粉柱象钟舌
在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这些花骨朵
象神话里长满了眼睛的手臂
在空旷的春日传神。我用双剪含住
食指大小的一支,双手用力
“嚓”——迟疑了一下,它象箭一样
斜穿过别的枝条,(中间有过一次停顿)
落在草地上,伤口朝下,躺着了
而我的双手并没有感到吃力
第二次,拇指大的一根,我有些犹豫
它过于鲜嫩多汁,令我想到“阳春勿折枝”的古训
如果它是谁的手臂,被铁剪切割时
它是不是感到疼?它那淡紫色的
潮湿的膜,是不是它的血浆?
一棵树,比如这棵桃树,会不会象人那样喊叫?
或者它喊叫了,但我们听不到?
1
周伟驰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诗人。
虽然我不想说这个时代缺乏必要的发现目光,但我还是要批评这个时代,它的肠胃之中确实存在不少要命的艺术偏见。
201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是44岁的周伟驰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至少两本关于奥古斯丁的学术专著,至少三本译诗集(沃沦、梅利尔以及其他诗人),一本三人诗歌合集《蜃景》。
《蜃景》出自周伟驰的同名作品,这首诗和其他八首诗初次刊登在同仁诗刊《开》上的时候正是我负责编辑的。我在诗歌合集《蜃景》封底的推荐语中是这么写的:“简单地概括周伟驰是困难的。我所了解的周伟驰是一个早熟而极其独特的诗人。让我感到悲伤的是他的这种清晰而宏阔的独特性至今没有获得更为广泛的认识。”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推荐《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
从2008年至今,这种被忽略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我想这本诗集的及时出版应该构成一种有效的遏制。
绝对不能让这个时代真正的黄金隐藏在黑暗的悲剧之中。
2
我和周伟驰不仅是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开》诗刊的同仁,而且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偏移》诗刊的同仁——其中大多数同仁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而我和周伟驰则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们经历过什么,历史肯定比新闻更内行。
周伟驰1969年出生在湖南常德。那个地方我去过,距离桃花源十五公里。在云南香格里拉出现之前,湖南桃花源是作为人间乌托邦而存在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和“人间乌托邦”的乌托邦的通缉肖像并不相似。
成年周伟驰对童年和常德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若非命运移民,我也是道地乡亲
拥有厚道式狡诈,汗光闪闪
思考粮食,传播三手四手消息
有悲哀、有喜、有乐、有恸哭之时
(《还乡人》1995年夏)
周伟驰庆幸自己成为“命运移民”。他的简历说他“1983年随军迁至广东郁南”,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来应该是“随军”,然而军队生活的痕迹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诗中。可能周伟驰觉得还不到开掘的时辰,或者他对军队生活具有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确定的隐秘认识。他在诗中关注的仍是从家乡“迁徙”而带来的诸多影响。
“十五里远的小镇是他儿时的乌托邦,/嫁到镇上是姑娘们的痴想。”这里的“他”就是和周伟驰类似的移民。“儿时的乌托邦”只有十五里,联想常德十五公里之外的桃花源,读者的心情想必更加纠结。在这首诗中,周伟驰描绘了一个可以构成社会典型的人物形象:“老板娘”/“同一个村的婶娘”。
她花了三十年,走了十五里,
从地球上的一个点移到了另一个点,
不够他在飞机上飞半分钟。
(《奋斗》2008年8月29日国庆有感仿拟)
“她”一生的奋斗成果就是走出艰难的“十五里”,不由让人感慨命运的残忍。而“他”则和周伟驰一样,从小地方彻底逃出来,走向真正的世界……
早在“1982年小学五年级时在父亲影响下开始写作新诗”的周伟驰,到高中的时候已经写了“不成熟的诗作一千多首”。六年写的如此之多,可以见证这个少年对于写诗的热情近于狂热。而其中的“不成熟”可能只是周伟驰本人的判断,我从诗集第五辑中看到周伟驰17岁时的作品,呈现出我多次说过的惊人“早熟”。
我浅黄色的草叶门会自动打开,听从我的指令
我的庭院是宽广的蓝色湖泊,电视荧屏一般
每天都播出风的消息和云的新闻
(《在我八十岁那一年》1986年7月1日)
虽然全诗只有六十行,但却是周伟驰建立“长诗”谨严概念的开始。
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了首届动物明星进修班
明星们相亲相爱,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肤色偏见
(《新德里之战》1987年10月16日初稿,1988年2月24日四改稿)
当时的周伟驰或许没有想到国际视野构成的趣味即将成为他未来的写作风格,而其中显示出的“相当高级”的幽默感也仅仅是一个广阔审美风景的开端。而当代诗恰恰缺乏幽默感。
且不说《公园雕像》严格的尾韵布局与转换,abab//cdcd//baba//eaed。
这种“早熟”几乎一开始就奠定了周伟驰的诗歌道路之纯正,艺术个性之独特,写作方式之多样,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并思考他的早熟究竟从何而来。
3
1988年周伟驰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西方哲学和基督教哲学,1996年赴加拿大温哥华Regent College学习,1998年获得北大哲学博士学位,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周伟驰的专业背景在诗歌写作中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在知识和逻辑以及机智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
周伟驰的体式建设与部分同行的努力相得益彰,无论双行体,还是四行体。他中山大学时期的部分十四行诗在保留形式成果的同时,还留下祈祷式语调的美妙痕迹。我们可以把这个归结于周伟驰的专业兴趣,但我更看重他的敏感,无论修辞的扩张性应用,还是断句的节奏性控制,都没有把他的敏感藏起来。
关于形式方面卓越之处的说明并不适合出现在书评之中。因为懒人相信形式是一挥而就的。其实语言和文字从头到尾都是技术性的。说个通俗的例子:你连字的属性和功能都不了解,你写的诗能精确到哪里呢?诗人不是教出来的,但是形式的自我教育确是成为诗人的秘诀。周伟驰在《海语》后记里写的关于“新格律诗”的五行字其实就是类似的秘诀。
在《偏移》时期,周伟驰写出代表作:《剪枝》、《电车总站》、《飞机猛地下沉时》。经过我这个处女座诗人的反复挑剔,我没有找出任何破绽。说点儿委婉的话,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近于完美,每一首都配得上真正的批评。
濛濛细雨像摇篮曲飘到他的心中
受过洗的景色,在他的视野里渐次展现
(《电车总站》1996年12月温哥华)
“受过洗”是双关语,是实写也是虚写,是现实也是典故,是自然也是仪式。周伟驰竟能同时写出“洁净”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
《剪枝》只需读者提高注意力,体会其中的细腻与精确也就可以了,而《飞机猛地下沉时》则需读者具有相当的修养储备和思考能力。这个门槛就不是某个老妪所能逾越的了。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混合语言特征,各种句式和文风的有意戏仿,各种主题和经验材料的独到筛选与独特处理,其实都可以单独作为周伟驰研究课题进行下去。而作为一般读者,我们只需享受和体会周伟驰的诗句——
头发蓬乱、面孔黝黑的一家三口
偶尔会接受好心人递来的食物。
在临近过年的一天,他们消失如
来时,让暖气盖白白地冒着热气。
别墅出落停当,正与新阶级匹配。
(《暖气盖上的一家》2008年8月24日忆前年冬所见)
周伟驰的怜悯态度和他的写实能力相辅相成,而发现写作来源的观察能力则促使他的良知获得可以信赖的表达深度。前辈作家张爱玲并没有过多的乡村经验,但她的乡村小说的准确性仍旧让人吃惊——获得经验并非只有直接经历一个途径,还有就是观察与还原。周伟驰的观察能力就为“介入诗”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在《开》时期,周伟驰写出组诗《四个世纪》。这实际是人类史诗或者对历史的诗歌描述。当初发表的时候没有《二十世纪》这首,我当时为这组诗起的名字是《三个世纪》。它的时空不仅宏阔,而且涉及的事件和经验,暗含的会心之处,我们皆能感同身受,尤其略嫌陌生的部分极具魅惑性地鼓起我们失之甚久的好奇心。
4
《我的星座》是周伟驰的自画像,读者可以将之与《后记》一起参照阅读。
我醉心于三门手艺:宗教、哲学、诗歌,
它们神奇而无用,正如酒让马人沉醉。
……
我不愿把一生消磨给阴森的走廊和等级,
也不靠对抗获得自由,因为我本来自由。
……
(《我的星座》2008年8月30日-9月5日)
如果从1982年第一首“少作”算起,到今年我竟然断断续续写了三十年了——这些诗句足以构成“一个人的心灵史”。这本诗集可算是这“一个人的心灵史”的前半部。
如果读者想找到一条通往周伟驰心灵之门的捷径,这两把钥匙是必不可少的。
□桑克(诗人,著有诗集《冬天的早班飞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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