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刘绪贻 身居斗室，心忧天下

　　2007年春节假期，新京报记者曾经专访著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后来，采访稿《刘绪贻：一边是学术，一边是爱情》刊出。今年10月1日，记者重访了刚过100岁的他。

　　【岁月留声】

　　“1979年4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决定我和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杨生茂主编一套多卷本的《美国史》……当时，书本上都宣称美国是垂死、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广大群众不相信，连一些干部也不相信。既然是做学术，就应该实事求是，所以我决心翻这个案。”

　　生活 还想出去看看

　　刘绪贻先生的家位于武汉大学北三区山坡上一栋楼的二楼，这里树木葱茏，鸟语花香。

　　时隔6年半之后，我再次敲响了他的家门。

　　原以为开门的是保姆，不料却是今年足足100岁的老人。他一身睡衣，黄陂话依然声音洪亮，表情依然开朗，身体也依然健康。

　　与2007年相比，他显得老了一些，手上多了一根拐杖。和他同岁的老伴，去年给客人切水果时摔了一跤，造成骨折，一直睡在床上，主要是保姆在照顾。

　　原来和两老一起居住的是小儿子夫妻，但是，年近60的小儿子现在已经和妻子离了婚，“我儿子他们当时都瞒着我，后来离了婚我才知道。”

　　刘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8点前吃早饭，然后在电脑前工作到12点。午餐吃得少，有时不吃，午睡后又工作到晚上，有时直到11点左右。

　　腿脚利索的时候，每天傍晚他会独自出门散步，因为最近两个月腿不行，他没有出去。他喜欢和年轻女孩一起去公园聊天。“和她们在一块，有时候心情比较高兴，感觉到愉快，对我的健康有好处。”刘绪贻说，武汉的公园，他基本都游遍了。

　　现在的他已经不去外地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叶笃正，是刘老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的老朋友。“他一再给我写信，说他身体不好，来不了武汉，希望我去北京看他，我有时候也想去，但一直没有去。”

　　刘绪贻先生说这话时，叶笃正先生尚在人世。不料，10月16日他就去世了，想必刘绪贻先生免不了心生感慨。

　　每天用电脑上网和工作，在百岁老人中颇为“新潮”，但刘老没有用手机。大女儿和大儿子各给他买了一部手机，他不会用：头一天刚刚学会，第二天就忘记了。需要时，他会用座机给别人打。

　　偶尔他也会看电视，体育节目最爱看的是游泳比赛，文艺节目最爱看的是京剧。饮食方面，最喜欢的肉食最近已经减量，水果他爱吃香蕉、芒果、广柑等，也爱喝绿茶。儿子最近给他带回来的高级月饼，有一次他吃了一个，不料难受了一天。

　　老人最近发现，“宋美龄活了103岁，她跟我的嗜好非常相似，她一直坚持按摩，我也是一生坚持按；她爱喝绿茶和红葡萄酒，我也喝绿茶和红葡萄酒。”

　　写作 自传后半部秉笔直书

　　2010年，老人与某报记者余坦坦合作，完成了《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的上半部。很快，该书引起关注，相交四年的新朋友，科学史家许良英撰文称，“这是一本充满青春活力的自传,记忆翔实细腻,思维敏捷深邃,语言鲜活生动,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出于一位97岁高龄老人的手笔。”

　　几年以来，续写口述自传的下半部是他最为主要的工作。按照计划，下半部要写15章。现在，他已经写到了第13章。

　　作为历史学家，刘绪贻保持秉笔直书的态度，而无曲笔阿附。

　　他写到，吴于厪在1949年以前，信奉旨在论证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合理性的实用主义，坚持站在国民党一边，自己对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十分反感。“解放之后，他不再坚持这种看法，对我也只表达善意，甚至尊敬，不管是哪里请我去做报告，他总是跟着我一道去。”

　　刘绪贻还写到了吴于厪和自己的关系：“我因派系斗争的影响受到审查，被下放到襄阳分校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才回到珞珈山，而且仍然被控制使用。吴于厪利用他较优越的地位，不让我独立门户地进行美国史研究，想把我调离美国史研究室，作为他世界史研究的助手。从1972年到1978年，在他或明或暗的安排下，我做了6年的翻译工作。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实施，政治大气候有所好转，各个领域的学术工作逐步恢复，我也恢复了党籍，吴于厪再也不能随便调遣我了，我才真正回到了美国史研究的岗位上，并被正式任命为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作为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吴于厪对待同僚和学生的劳动成果的态度，也不断引起人们的议论。他曾在同僚的研究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我参与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他原来也不想让我作为译者署名。我认为不合理，理直气壮地要求署名，并按照贡献大小确定署名次序，我居译者首位，李崇淮第二，施子愉第三，吴于厪校。在理性面前，他只好同意。”

　　后半部分自传，除了牵涉到一些熟人和朋友，还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也让老人颇费周折。“我的自传还有两章，第14章比较难一些。我这个人有点浪漫情结，怎么写我年轻的女朋友，很费考虑。世俗社会有时候很难理解。有一个西方学者，他把人生分成两种，一个是世俗的生活，一个是诗意的生活，这一部分都是我诗意的生活。”

　　回忆 故友凋零，斯人寂寞

　　去年的5月13日，为了庆祝他100虚岁，武汉大学举办了“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庆典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百余名专家学者共聚珞珈山，同贺其百岁华诞，研讨他的学术成就。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刘绪贻再次高呼，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决不能为稻粱谋，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压力。

　　进入武大的时候，校门内外均在施工。刘绪贻说，“校长一再要求我在明年的校庆上发言，我不想发言。他同意了武汉大学的历史120年，我认为只有100年，他一直想我发言同意120年，我一直到现在没有答应他，我给他推荐别人，他一直希望我去说，他认为我说的影响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不想说这个。120年，没有根据，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提出来，多20年有什么好处？（而且）你这个事情弄了以后，比北大还早，可能吗？”

　　由于健康长寿，许多故友都走到了他前面，如美国所前所长，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两人有很多通信。另外，还有著名诗人，1955年曾被他批判晚年又道歉、和解的黄陂同乡曾卓等等。除了刚刚去世的叶笃正，今年，他还送走了新朋友许良英与后辈学者任东来。

　　2006年，刘绪贻上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留学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中文版出版，他送了一本给许良英。后者对这本书颇为欣赏。两人因此有了数十封通信往来，但是从未见面。许良英去世后，某报约刘绪贻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刘绪贻写好后发了过去，但文章一直没有发表。

　　最近，刘绪贻刚刚完成了悼念任东来的文章。1991年，他和丁则民一起参加了任东来的博士论文答辩。如今，师在而生已走。

　　这些年，刘绪贻已经很少完整读完一本书。他常看的杂志包括《社会科学论坛》《书屋》等等。

　　尽管如此，他对时事和外面的世界仍非常熟悉。一位社科院的学者和一个媒体人，经常给他发来国内外的各种时事信息。

　　“因为我太爱管闲事了，管天下事，全人类的事，为这些事情，一天花的时间不少。有时候想要集中精力写我的下卷，不要管这些事情，但是不行。”刘绪贻说，“有时候我想不接触这些东西，但是我禁不住。”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