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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侯仁之:依稀燕京背影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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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也觉得年轻人不理解我们经过的时代……

  我们到校园里去,我给你讲。

  我只是书呆子,只知道读书。

  2006年,当我确定开始做燕大人物口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要采访的人,就是侯仁之先生。

  从未离开燕园的“活北京”

  坦率说,第一个想到侯老,有些功利的成分在,侯老名气大:这位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称为“历史地理巨擘”的老人,1999年的10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科技成就奖”,在之后的一个月内又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大卫森勋章,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而其长期从事的城市历史地理尤其是北京历史的研究,更是给他带来了越出学术界之外的广泛声誉。当时的想法是:采访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会给我之后的采访带来蝴蝶效应。

  在让人带话给侯老说我希望能采访之后,我开始做关于侯老的功课,此时才发现自己想法的浅薄:侯老1932年进入燕京学习,此后从未离开过燕园。一开始,师从史学家洪业与顾颉刚,当时燕京正处于学术鼎盛期,侯老是见证者;此后,卢沟桥事变,烽火连天,侯老身处其间,利用燕大教会学校的特殊背景保护抗日学生,之后又被日寇关押入狱,有一段峥嵘岁月;1949年天翻地覆之际,侯老学成回国,在燕大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有开创奠基之功;1952年,自院校调整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陷入炼狱,燕大因为其特殊的底色,先后有清查“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忠诚老实运动”,一时之间成为时代的“风暴眼”,侯老又是核心当事人之一……这一件件一桩桩,即使侯老没有如此大的世俗名声,也是我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人物。

  然而,功课做完,帮我给侯老带话的前辈带来消息:侯老身体不好,医生不让他见生人,采访可能实现不了。

  我一下子倍感失落,只好另寻转机。当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碰壁之后还是不屈不挠。这一次,我没有拜托任何人,我把自己研究司徒雷登的文章直接寄给了侯老,同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大意是:我想和您聊聊,但是非常理解您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接受采访,这是我写的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说实话,我没有期待侯老的回音。

  没想到,三天后,我接到了侯老的电话,尽管已经多年不写日记,但是那次通话的每个字至今记忆犹新:陈远同志吗?我是侯仁之。希望来得如此突然,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结结巴巴地回答:侯老您好。

  “我收到了你寄来的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让女儿一字一句给我读了,你把司徒雷登写活了,跟我所接触到的和心目中的司徒一模一样。医生不让我见外人,有时也觉得年轻人不理解我们经过的时代,所以我很多年不接受采访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拿着电话连连点头。侯老接着说:“但是我想和你聊聊,你看可以吗?”

  讲冷学问的“热血老年”

  三天后,我如约前往燕园。半路上,又接到侯老电话,问我有没有车,当时不知道侯老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觉得他必然有他的考虑,所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有。侯老说如果我没有车,他让学校安排一辆车,他要带我在校园里走一走。

  那时正值冬天,天寒地冻,尽管我让的士司机把车开到燕南园侯老家门口,但还是劝阻老人在家中聊。张老(侯老的夫人)也一再劝阻,但侯老不听:“我们到校园里去,我给你讲。”

  侯老执意要带我去看的,是坐落在燕园里的魏士毅烈士碑,作为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燕大学生,魏士毅烈士碑在三一八之后就一直矗立在燕园里。但是在和平年代里,这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侯老在那里伫立良久,一字一句地给我朗诵碑文: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侯老说碑文是当年他入学之后燕京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民心向背关兴亡啊,可惜他们不知道。”侯老感慨中,略带愤怒。

  回到家中,侯老跟我讲起他热衷国是、英年早逝的弟弟:“他比我小,可是他是我的老师,他对这个国家有深的关切。而我只是书呆子,只知道读书。”侯老的叙述符合人们对他的认知——一个埋首书斋的学问大家,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同时,侯老的叙述也和他的人生经历相符: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那一个上午的回忆,都是时代的影子。中间有一次我问他院系调整中的一些问题,他跟我说忘记了。看老人的神情,不是忘记,而是伤心,所以之后我有意不再触及这个问题。

  侯老的去世让我觉得,侯老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温文儒雅的学者外衣之下,侯老心里也有一个怒目金刚,或者说,侯老心里始终住着一个弟弟,对国家对时事怀有深的关切。但是在时代的逼仄之下,侯老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了对历史地理这门冷学问之中。

  最后一次和侯老联系,是前不久,拙作《燕京大学1919-1952》出版,我要给侯老寄书,询问国仲元老师侯老的身体状况,国老师说:不太好。没想到时隔不久,侯老竟然驾鹤西去。

  最初认识侯老,是因为他的大学问家身份,但是侯老的去世,让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大学问家的离世,而是失去了一位长者。

  愿侯老安息。

  □陈远(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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