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剑桥，你可以了解更多英国文化

　　柯瑞思不是剑桥的毕业生，但他为剑桥写了一本书，“因为剑桥是英国历史的中心。”柯瑞思说。

　　在书中柯瑞思写道，“许多和剑桥无关的人也享受着剑桥的风俗：英国的本土词汇中，处处可见来源于剑桥生活的表达方式；英国的体育运动，也深受剑桥大学的影响”。这也是他书写历史的方式，不是在单纯的时间流程中展现剑桥的发展，而是通过不同的主题，诸如剑桥大学和剑桥镇的关系、剑桥的教堂、剑桥的建筑，甚至剑桥一直兴盛到20世纪的大男子主义，来阐释剑桥文化的变迁。

　　读罢全书，你会讶异于一个大学和一个国家如此紧密的联系。剑桥依靠国家特权来保持自己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成为对英国文化生活的独特馈赠。“从1209年到成立杜伦大学的1832年，英格兰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正规大学，它们对英国社会的同质性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性大学很多，团体精英较少”“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靠他们代代传承。”柯瑞思写道。

　　柯瑞思热爱剑桥，却也担心剑桥的一些改变，因为基础教育的不公平，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入剑桥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在采访中，他一直询问关于在中国大学中是否有相似的情况，得知答案后，他说“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可以分享”。而对待问题，他的态度是乐观的，“好的坏的组成了生活的全部，生活总要继续。”

　　“剑桥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新京报：你并不是剑桥的毕业生，为什么会对剑桥如此感兴趣？

　　柯瑞思：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剑桥是我们历史的中心，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在剑桥住了25年，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促成了这本书：我住在剑桥，我爱历史。实际上，剑桥的一个特点是它在存留的800年历史中没有经历战争的损毁，大学也不曾被关闭或迁移，所以在它身上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你可以从它的建筑、花园中看到这种延续性。

　　新京报：能具体谈谈“剑桥是我们历史的中心”这句话吗？

　　柯瑞思：在过去800年间，我们社会的精英大部分都毕业于剑桥或牛津。而我们今天做的大部分事情，我们用的短语，我们穿的衣服，甚至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对绅士这个概念的理解，都和剑桥的教育有关。我觉得让英国人了解剑桥对于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有趣且重要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想要了解英国，读一本关于剑桥的书也是很好的入门，通过了解剑桥你可以了解更多的英国文化。

　　新京报：你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剑桥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有很多关于中国的雕像，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这个待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柯瑞思：我觉得有好的原因也有坏的原因。在剑桥有吴为山创作的孔子雕像，有纪念徐志摩的石头，但我们没有纪念乔治·华盛顿的雕像，这是很有趣的。好的原因我认为是历史上中国和剑桥有很强烈的纽带关系，而剑桥想要表达出这种关系，不好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显然中国现在变得强大了，我们想要有意加强这种联系。

　　“在当代生活中，剑桥变得更为开放”

　　新京报：你的书中写到了剑桥好的一面，但也写到了它保守、傲慢的一面，你想为读者描绘的是怎样一个剑桥？

　　柯瑞思：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剑桥如何发展成为了一所当代大学，要了解这些你必须回望它的历史。我认为剑桥本身不是傲慢的，当然，一些英国人可能不赞成我的观点，因为剑桥或牛津的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有支配性的，也许坏的一方面正在于此——如果你不能进入剑桥，获得成功是艰难的。但对于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但历史上，剑桥大学的扩展的确曾对当地镇民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当时在欧洲，教育的权力掌握在基督教手中，比如在罗马没有罗马教皇的同意你就无法进入大学。在500年前，不论你想进入欧洲的哪一所大学，你都必须先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受训练的教士。而如果你成为了一名大学生，你就可以遵循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也就是教会法规，其他人则需要遵循普通法。普通法是更严格的，所以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剑桥甚至直到18世纪晚期都有自己的监狱。那时校警会逮捕他们自以为勾引了男学生的小镇女孩，这是很不好的，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剑桥的确做了不好的事情。

　　新京报：现在的剑桥发生了什么改变？

　　柯瑞思：在当代生活中，剑桥变得开放，它会对当地居民分享它的文化。你可以听演讲，看展览，这是很棒的。可是如果你回到50年前，学校和当地居民还是有隔绝的，但现在剑桥有一个部门，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和当地居民搞好关系，这和我书中写到的古老剑桥已经很不同了。

　　“剑桥的学生类型正在发生改变”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剑桥对英国文化的影响，在你看来一个大学和一个国家如此紧密的关系只发生在英国吗？

　　柯瑞思：我想是的，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在1600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很多属国，它有23所大学，德国50所，法国30所，但英国只有2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和传承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象一下，意大利有23所大学，实际上就有了23种文化，但英国那时只有两所大学，而它们传达的还是相同的文化，这一点对英国影响很大。这让我们的统治阶层变得同质化，因为我们大部分领导人不是毕业于牛津就是毕业于剑桥。2010年的时候，我们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组成了联合政府。但在意大利，因为他们的文化更多元，组成联合政府起码花上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在6个礼拜之后联合就破裂了。但我们不同，我想这就是剑桥对我们的影响。

　　新京报：所以说，剑桥让英国人更容易达成共识？

　　柯瑞思：我想在精英阶层是这样的。但情况在发生变化，上剑桥的学生的类型发生了改变。过去如果你情商高，游戏玩得好，擅长音乐，你都可以进入剑桥，但现在只有智商很高的人才行。我认为智商高的人不足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世界需要不同的品质，比如高情商、懂得如何和人交流等等。所以我觉得剑桥在发生变化，未来从剑桥走出的首相会越来越少，它会产生更多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人。50年之后，我想我就没法说我们的首相、副首相都出自剑桥或牛津了。

　　“剑桥很多毕业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

　　新京报：你喜欢这种改变吗？

　　柯瑞思：我想这种改变有好有坏。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必须的，如果说我不喜欢这种改变，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变得有些无趣了。他们更严肃，因为工作难找，他们需要为将来做打算，而且在英国读大学要花很多钱，你需要向政府借钱，等工作了再还上。

　　新京报：你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家庭贫困的学生进入像剑桥这样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少。

　　柯瑞思：是的，在英国的基础教育中我们有私立学校，这种学校的学费是很贵的，全国大概有7%的孩子会上私立学校，但这7%的学生却占据了牛津或剑桥中45%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对的。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剑桥想选择那些富裕的孩子，而是因为这些孩子进入了最好的学校，也在考试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他们无法取得好成绩，也就没办法进入剑桥。

　　新京报：英国政府采取了什么解决办法了吗?

　　柯瑞思：我们现在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提高所有初等教育的水平，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可行的。另一种是一些政客认为剑桥的学生群体应该反映出英国的社会结构，但这个想法我认为是疯狂的，如果按经济结构来选择学生，那很难保证生源的质量，好的老师就会去别的地方了。如果这些政客的方法被采纳了，剑桥就会被毁了。我听说中国也是如此，清华北大中来自城市的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学生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还有就是，剑桥的很多毕业生都面临找不到工作或只能拿很低薪资的困境。

　　新京报：过去剑桥并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吗？

　　柯瑞思：不存在，在古老的剑桥，来上学的大部分都是穷人，因为富有的贵族们都是在家接受教育。不过情况在1600年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国王想要贵族更好地服务于他，却发现这一阶层的人很愚蠢，于是就鼓励贵族的孩子进入大学。而在最近，的确是富裕家庭中的孩子开始获得更多进入剑桥的机会，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