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酒装在旧瓶中

　　■ 突破宿命（15）

　　1867年，当“中央外语学院”（同文馆）计划开设新专业，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时，遭到老臣倭仁的坚决反对，担心大清国的青少年一旦学了洋人的此种“一艺之末”后，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还高调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对此，主持改革开放的恭亲王，一方面感慨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对这种“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空谈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应对倭仁等的猛烈攻击。

　　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争论的恭亲王，提出了一个雷人的观点：所谓的“西学”，其实就是“中学”在西方结的果，如今应当归根。他说：“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如此可爱的强词夺理，比他的那句“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更有力量，等于是釜底抽薪，干脆把于我有用的新知，都包上了“中学”的外衣，从根本上堵上了反对者的嘴。慈禧太后也很默契地呼应，指出如此改革，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

　　在晚清的改革过程中，不难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

　　明明是新酒，却只能装入、甚至硬灌入旧瓶中，倘或没有旧瓶，不惜把新瓶做出旧的感觉来。多年前，在主导改革开放的“总理衙门”成立时，恭亲王一方面是为了避嫌，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就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结果，这一实际上的“中央改革开放领导小组”，足足“临时”了40年，直到1901年改成“外务部”，正是纳入政府编制。

　　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是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

　　有的革命，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味道没变；而大多数的改革，实际操盘的“技术含量”高多了，不仅要酿新酒，而且还要尽量用旧瓶、或看上去比较旧的瓶……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