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35年：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1)

　　36年前，出版社编辑张守仁和王世敏、章仲锷，在一次会议间隙，到宾馆外的花园里聊天。那次关于文学潮流的闲谈，孕育了一年后创刊的《十月》。《十月》一创刊便声名鹊起，1981年最高印数已达58万5千册。“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之后刊发《高山下的花环》在全国引起的震动，至今依然罕见。不过，潮起潮落，那个文学爆发的黄金年代已然成为历史，众多文学期刊今天都面临发行量下降的困境。尽管如此，《十月》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十月》杂志是一本创办于1978年的大型文学杂志，主要登载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文学作品。发行周期为双月一期。单月10日出版。现任主编曲仲，常务副主编陈东捷，副主编宁肯、赵兰振。2004年起，十月编辑部同时编辑、发行另外一本原创长篇小说杂志《十月·长篇小说》，每年6期，双月10日出版。

　　酝酿 聊天聊出来的文学杂志

　　1977年夏，山东，天气炎热。张守仁、王世敏和章仲锷在一个文联会议的间隙，跑到会场外的树阴下纳凉、聊天。闲谈中，三人都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潮流正在逼近。十年动乱中历经曲折的作家开始纷纷从下放的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一定迫切想把积累多年的生活感受用文学的方式宣泄出来，因此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作品得以发表。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他们站在树下商量刊名，从《东风》、《首都文学》一路聊开去，最终敲定了名字——《十月》。

　　“因为十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有意义的日子，十月革命在十月，中国的红军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打倒四人帮也是在1976年10月，同时十月也是收获的季节，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到了秋天便会收获。”多年后，回忆起起名缘由，张守仁如此说。

　　从1978年8月《十月》创刊，到如今已有35年的时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创刊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它见证了一个时期文学之于社会的作用。

　　2004年谢冕曾为《十月》创作一篇文章，题目即为《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创刊 《爱情的位置》第一次冲破禁区

　　距离三人决定办刊有一年时间，《十月》才得以问世。“因为当时很多作家没能马上回到城市，很多稿子没有出来，我们筹备了一年时间，才凑齐稿子，得以发表。”张守仁说。《十月》第一期刊发的文章有茅盾的《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陆柱国的中篇小说《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短篇小说《铁石老汉》以及李凖的《<大河奔流>的创作札记》，此外还有介绍中文文学名著的“学习与借鉴”栏目。而在“编者的话”中编辑部用这样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文学旨趣：“我们希望在这一园地上，能够不断涌现出一批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十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并非分量十足，但却不妨碍它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创刊号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这篇被誉为“文革”结束后最早在文学中恢复爱情记忆的作品，因为第一次冲破爱情的禁区，一经发表《十月》编辑部便收到5000多封读者来信。由此全国各地都知道北京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刊物《十月》。

　　“我们当时就好像一枝报春花或报春鸟，预示文艺春天的到来”张守仁说。《十月》创刊之后半年，上海的《收获》复刊，一年后北京的《当代》创刊，之后广州的《花城》、江苏的《钟山》纷纷涌现，许多大型文学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生长。“那时人们都把文学当做一个窗口，而《十月》恰恰又是文学和思想的窗口”张守仁说。

　　一个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心的时代降临了。

　　辉煌 《高山下的花环》引发轰动

　　《十月》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十月》从创刊伊始便发行10万册，1981年，最高印数已达58万5千册。“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张守仁回忆道，“后来在北京都印不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在成都、西安、武汉同时印刷”。作家方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十月》的情形，“那时我读大学，忘了是写诗歌得了奖，还是写文章得了奖，反正奖品就是《十月》，当时真是很兴奋，当时像这种大型的文学刊物，《十月》是第一本，我觉得真划得来。”

　　而在张守仁看来，《十月》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广泛的轰动，是因为他们刊发的作品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让文学开始真正反映现实生活。1982年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正是如此。“我当时向李存葆约稿的时候就说，你务必要写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要只说好话，如果你不能反映军队内部的矛盾，不能揭露军队的黑暗面，写得很肤浅的话我是肯定不发的。”

　　李存葆在后来做了“超水平”发挥。《高山下的花环》于全国引起的震动，至今罕见。小说在《十月》上发表后，有8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累计印数达1100多万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被60多家剧团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就有一万多封，一麻袋一麻袋的”张守仁说他编稿子的时候没有哭，但看到读者来信却哭了。“我收到佳木斯读者的来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高山下的花环》，我真感动！”张守仁觉得正是因为文学第一次真正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反映人民的心声，才引起读者如此共鸣。

　　为了约到好稿，《十月》的编辑也煞费苦心。张守仁常常会和作者彻夜长谈，“我问他们，如果明天就死了，一生中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之后，我会说就写这个，别的我不要。”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基本都曾与《十月》有过关联，汪曾祺、丁玲、艾青、宗璞、王蒙、铁凝、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方方至今仍对其中很多作品如数家珍，“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宗璞的《三生石》、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绿化树》，太多了，这些都是我们熟得不得了的作品。”

　　那时，张守仁经常在火车上听到人们讨论由他组稿、编辑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听到这些，他就越发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下转C15版）

　　C14-C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