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社会监督员沦为“民主花瓶”

　　■ 社论

　　社会监督员能否不由部门自选，而由公众推选，不对部门负责，而对公众负责。这样才能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

　　日前，新京报记者调查了北京市10家聘有社会监督员的部门单位，但仅保监局一家曾公开聘请的监督员信息。除了顺义区计生委承诺“市民可亲自前往该单位查阅”，其余8个部门单位中，均未表示公开之意。

　　聘请社会监督员，在时下，已成许多地方和部门的例行做法。依照政策设计，社会监督员机制，是民主监督的形式依托，是听取民意的重要途径，其设立初衷，是拓宽监督广度，通过监督履责、政风评议等，来督促政务工作改善。

　　应该说，在政务信息公开仍未完善的情境下，社会监督员的设立，不乏意义：它可作为民众获取信息的有益补充，也可利用“特聘”优势进行“近距离”监督，如在市保监局，聘用的有些社会监督员熟谙金融、保险行业法规，有相关诉讼经验，能以“行内人”身份找问题、提意见，促使行政效能提升。

　　但遗憾的是，在有些地方、部门，发布聘请社会监督员的公告后，再没后续消息；就算有对监督员的信息公开，大多也是以“聘请”始，以“座谈会”终，对被聘人员名单等却语焉不详。对其联络方式、履责状况等，公众无从得知。

　　报道中就提及，北京市多家单位不公开社会监督员的理由，主要是“不属于信息公开范畴”、“不方便透露个人隐私”、“上级未要求公开”三方面。

　　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府信息，都应主动公开。社会监督员作为“公民代表”，履责带有公共性，有些虽是“义务服务”，但其信息应在政府主动信息公开之列，岂能以“保护隐私”等为借口，敷衍舆论？

　　事实上，公开社会监督员的姓名身份等，也是为方便公众对监督员们尽责与否进行监督。从目前情况看，确有些社会监督员已形同摆设，他们虽挂着“监督员”名号，却难行监督之实，有的只是开开“座谈会”、走走过场，沦为“哑巴”……有些监督员提了意见，却从未得到反馈，更别说被采纳。

　　比如新京报昨天“来信”栏目，就有社会监督员反映，自己受聘之后，多次向单位“挑刺”，却被告知“你以后还是少些发言吧”。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更何况，社会监督员选拔机制，也留有漏洞：当下，监督员遴选，都是受监督的政府部门自个说了算，有些“监督”甚至是部门统一组织的“集体行动”。被政府部门“锁定”的监督员，有多少监督意愿，也难说。被设定好的动作里，监督员怕也难有充分的建言空间。

　　不排除有些部门有意借社会监督员的设置，笼络各界精英和社会贤达。若真如此，监督变成“荣誉”，走了样也变了质。

　　鉴于此，能否像人们建议的那样，社会监督员不由部门自选，而由公众推选，不对部门负责，而对公众负责。这样才能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真正代表民意，发挥社会监督的功效。

　　社会监督员作为公众监督之一种，有其特定价值。但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单位把监督员当作“民主花瓶”，置而不用。如果，有的单位社会监督员机制成了摆设、鸡肋，留着还不如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