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吹响前进的号角

　　【文坛观察】

　　10月29日，“张光年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许多与会者认为，张光年（笔名光未然）一生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作为诗人，创作了《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二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与文学界的左翼势力坚决斗争，领导文学界迅速恢复了生机。在当天的大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著名作家袁鹰分别谈及了这两个问题。

　　铁凝：常被光未然诗中迷人的抒情所打动

　　张光年是时代的歌者，人民的诗人。时代和人民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最高位置。他曾说过，就作家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反映时代、感人肺腑的作品。他还说，作家身无长物，有的就是这支笔，这笔，是人民给的。张光年就是用人民给的这支笔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作为诗人，也许人们对他的笔名光未然更为熟悉。我相信在座的朋友都聆听过“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这优美的歌声，以及气势恢宏、感人心魄的《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些歌曲的词作者，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年轻的诗人光未然，义无反顾地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接受血与火的考验。他写下了这些气贯长虹的诗行，成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挺起胸膛的号角和战鼓，成为表现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不断自强奋进的不朽经典。这些诗，是激发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强音，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和炎黄子孙从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是诗人光未然留给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

　　就我个人而言，我常常被这些诗中迷人的抒情所打动。这种抒情，渗透在铿锵有力的节律和慷慨激昂的呐喊中，散发出绵长、浑厚、深沉的感染力。光未然的诗，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都非常注重诗句、诗章的音乐性、节奏性，它的抑扬顿挫，它的朗诵效果。我想，这也是他的许多诗得到作曲家的青睐，被谱成歌曲的原因之一吧。音乐为光未然的诗插上了翅膀，使它飞得更高、更远。

　　光未然喜欢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他许多诗作的首次发表不是在报刊上，也不是在广播中，而是在成百上千人的朗诵会上。在每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光未然总能敏锐感应时代潮汛，用诗歌抒发着人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用朗诵和人民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在延安，《黄河大合唱》首演时，他曾亲自登台朗诵。四十年代民主运动的高潮中，他曾在重庆朗诵长篇叙事诗《屈原》；在昆明朗诵过《绿色的伊拉瓦底》《民主在欧洲旅行》《给新中国》。“四人帮”垮台后，他在欢快的人群中感受着人民的情感和力量，写出了《大游行抒怀》，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朗诵。1976年底，又朗诵过长诗《惊心动魄的1976年》，表达对祖国命运的感怀和期望。他在晚年曾经说过，与台下几百几千听众热烈的情绪交流，多少起了推动生活前进，抚慰战斗的心灵的作用，迄今也没有范式。

　　袁鹰：新时期思想解放，拨乱反正

　　祸国殃民的十年动乱结束后，作协作为“文革”重灾区之一，同多灾多难的民族一起迎来新的历史时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叶，光年同志受中央委托，担负起重振作协的重任，同陈荒煤、冯牧、李季等同志一起，积极执行党中央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在那些年时而晴空万里，时而多云转阴，时而冷雨飕飕的气候下，稳妥地掌舵破浪前行，努力打开新局面，重振作家队伍，恢复和创办多种期刊，组织多项文学评奖，奖励文学新军。有几年我参加作协书记处工作，看到光年和党组其他同志每天在文化部大院地震棚的办公室里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辛苦而又愉快。短短几年工夫，出现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好作品，文学界出现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一再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扬。

　　1984年底举行的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光年同志做了一个很鼓舞人心的报告，贯彻党中央指示，呼吁贯彻双百方针，倡导创作自由，促进文学事业进一步繁荣。那次大会开得气氛热烈，生动活泼，心情舒畅，被作家们誉为“第二次春天”。会后我有机会去上海看望未能来京参加大会的巴金老人，他也十分高兴。光年同志出版他最后一本书时，也用“回春”二字作书名。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时，光年同志得票仅次于巴金主席（注：作协原副主席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落选），表明他得到广大作家的尊敬和信任。1985年下半年，他还没有从作协离任的时候，又受胡耀邦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委托，决定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顾骧同志编的《周扬近作》，收进周扬同志两年前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那篇后来引起无理责难的重要文章，等于是为周扬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平了反，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拨乱反正。

　　那两年是光年同志晚年生命史上的一个亮点，如同几十年前《黄河大合唱》最后的高潮。他的品德，他的精神，将会在长久的时日里鼓舞和激励我们前进，去面对和迎接新的挑战。（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