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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吉 把痛苦变成财富(1)

2013年11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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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许燕吉和父亲许地山。1935年,许地山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许燕吉一家人就此来到香港,过着安定优裕的生活。
1933年,许燕吉的父母结婚四周年纪念,照片中母亲周俟松怀里抱着的就是许燕吉。
1938年,许燕吉兄妹与陈寅恪的三个女儿。立者为许燕吉与陈小彭,坐者陈流求与陈美延,旁边周苓仲。在香港,许燕吉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家了。她回忆说,流求带了大家到后山上玩。四个孩子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坟地里的人骨也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1939年,在香港住房楼下,许地山一家。许燕吉回忆说,家里是严母慈父,有一次她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许地山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一场感冒引发心脏病,47岁突然离世。许地山去世当天,香港记者赶到许燕吉家里拍了一张照片。许燕吉自始至终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母亲周俟松说她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许燕吉说自己其实记得父亲的爱,从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记得很多,记得很清。

  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我自己动手,将真人真事和盘道出,也许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许燕吉

  许燕吉,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新中国成立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竟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是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台盟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台联理事。今年10月,出版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因为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出版,许燕吉来到北京,参加出版社举办的媒体见面会,接受媒体采访,还在京城转了一会儿。

  这个82岁的老人,和年轻人讲述过往的经历,语气如同自传中所呈现出来的质朴、简单,透着一股达观劲儿。不过,犹如雾霾成为都市生活的背景,她的人生当仁不让地成为这场讲述的背景,幼时父亲许地山去世、被打成“右派”、坐牢、嫁给陕北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看起来无法承受之重,如今她已能举重若轻,平静地诉说。

  从某个角度来说,许地山的“落花生”精神是这份平静的“底色”,正如许燕吉自己所说:“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始终没有失去的,是对人生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坚持,这一辈子,就像《落花生》一文所传达的人生理念: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许燕吉自传对个人经历的记录,不仅能使之“有用”,还和自媒体时代的内在精神相契合。她的讲述、写作,将会让更多的人认出风暴,看见其中的激流、闪电,体味风暴过后的平静,尤其能让人了解历史的细枝末节,从细微处窥见家国命运。

  “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自传的封底,许燕吉如是写道。

  自传正是粘起的人生的一个片段。媒体见面会上,学者章立凡看重许燕吉的这一努力,“她并没有把痛苦变成一种摧残自己的东西,相反变成了一种财富,这一点我很钦佩。”对于从民间喷涌而出的个人史写作,章立凡认为:“历史就是拼图,每个人拿来其中的一块,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写,历史的全貌就会越来越清晰。”

  许燕吉所做的,就是如实记录、呈现,平实的心态一以贯之。她说:“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脑子比较简单,不爱想没用的事。所以走到哪儿,哪怕在监狱里,我还是挺快乐的。”

  C03-C04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下转C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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