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2)

　　（上接C05版）

　　“战乱时曾经走了11天到济南”

　　新京报：这本书分成乱时候和穷时候不同的部分，感觉你的穷时候过得比乱时候要苦？

　　姜淑梅：对，穷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我抱着我儿子回娘家，那时候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了，站起来眼就发黑。我一早起来就抱着孩子走回娘家，18里地，走一走就眼黑，我就缓一缓，看好道，再继续走，就好像闭着眼往前走。孩子也好几天没吃饭了，头歪着抬不起来。那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看见河水里一个浪一个浪，就想投河死了，也不用那么难受了。但是又一想，我要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婆婆肯定得说我跟人家跑了，那时候真是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我在河边坐了好长时候，眼看着东北边天红了，连风带雨地过来，更没法走了，真就要跳河了。结果风过来以后一滴雨都没有，风把我娘俩送到了家，我们一到家风就停了。

　　新京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难受吧？

　　姜淑梅：写了好几天才写下来，真难受，我是不爱哭的人，但是写写就写不下去了。我前两天回山东了，去了一趟我当年落难的地方，去上供。想想那时候差点就死了，要不是神仙救我，这是真事。风来了，我抱起孩子觉得没有重量，飘轻，也看得见道了。穷时候比乱时候还难受，那时候好几回都想死，离婚的话丢娘家人的脸，情愿死也不愿意丢娘家人的脸。

　　新京报：像你婆婆对你那么压榨的，在解放之后还多吗？

　　姜淑梅：不多了，我嫁到婆婆家每天起早贪黑。前阵子有人见我说，这么大岁数还这么漂亮，年轻时肯定更漂亮。年轻时哪有工夫漂亮，连头都没工夫梳，干不完的活儿。俺娘对我说，对公公婆婆不能说一个不对，我们那个家庭，母亲说话就是圣旨。我婆婆那个人吧，咋说呢，村子里一家跟她说话的都没有，那时候我们光听介绍人怎么说，也没打听清楚，稀里糊涂把婚订了，都是命运呢，不过我现在很幸福。

　　新京报：乱时候最印象深的是什么事呢？

　　姜淑梅：那个时候打仗，我们一家从淄州走了11天走到济南。打完仗没见到我父亲，我们以为他死了，我母亲去找他，那时候人死老了，一坑一坑的，没地方去找。那年我虚岁13，我妹妹11，我母亲天天哭，她还是小脚，一下雨都是黄泥，黏的，走不动啊。她就扒着我和我妹妹两个人的膀子往前走，一步一步地。我们没有车，走之前带不了什么东西，有件我父亲的皮袄都没拿。路上我们把东西都一路换干粮了。

　　“我已经爱上了写作”

　　新京报：这些故事写完是怎么有契机出版的呢？

　　姜淑梅：说起来挺简单的，我一写就勾起来一份一份的老故事，写完我女儿说我写得好。我说不用夸我，我爱好上了，你不夸我不鼓励我也写。我女儿说确实好，她是作家她知道。然后我闺女就把这些故事打电脑里了，有个我女儿认识的人让我们给《读库》投稿，我闺女投了1万3000字，发表了，还给我寄来3000块稿费。然后图书公司看中这个书，要给我出，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写的第二本他们也还要，还给出。

　　新京报：现在都是什么时候写呢？

　　姜淑梅：头午写，一上午，早上起来有时候4点起来，有时候3点多，写一点，然后开始做饭，吃完饭，早上还出去运动，运动一阵子，时间都用在头午了，过午不愿意写，就写不好了。其他时间就是收拾卫生，学唱歌。我唱的都是老歌，《洪湖水浪打浪》、《苏武牧羊》，俺住在12层楼，每天在家里也唱，大不了人家说这个楼有个神经病，我那么大岁数也不怕人家笑话。

　　新京报：在写作上还有什么打算？

　　姜淑梅：我也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就要出一本书。这么打算的。爱好上了吧，我上个月坐了短短的一趟火车，还在车上采访了一个挺好的故事。

　　新京报：听说你认字之前还去鲁迅文学院听过课？

　　姜淑梅：那年我女儿在鲁迅文学院上课，俺老头出车祸死了，我不想让女儿知道，但她还是知道了，我怕女儿惦记我，我就去北京看看女儿，让她能好受点儿。我去了吧，鲁迅文学院有个书商，想找写得好的学生出书，我听见他和学生谈，谈写作的事。他说，不能写别人都知道的事，写再多也没啥用，要写稀少的事，我就记着这句话了。我就想着到哪儿找稀少的事呢？我跟着他们上堂课不就成了么。我女儿请示了校长，校长知道俺家出了这个事，而且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上课也不能捣乱啊，就答应了。其实我主要还是去安慰我女儿，我不能陪着我女儿哭，再难受也得板着，像没多大事，这样女儿也就不惦记我了。

　　在二〇一三年，我们正像遇到一个偶然现身的隐士一样，碰到了也许会被写它的人彻底深藏，永不为人所知的一本书。

　　《乱时候，穷时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纯正的“听老人讲故事”的书。可以想象，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王小妮(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