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给读者提供一个出口

　　从柏林到上海，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还处于旧时代”。这是萨曼塔第一次来一个东方国家，感叹下榻酒店旁边的超市之大。

　　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说创作的传统，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都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施维伯林也无法抗拒短篇小说的吸引力，尽管在阿根廷，短篇小说同样不及长篇那样受出版商青睐。好在，两本短篇集《骚动的心》和《吃鸟的女孩》都颇受关注，屡屡获奖，连诺奖得主略萨都说：“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也将她选入“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今年门罗获诺奖让短篇小说也扬眉吐气了一把，施维伯林也很高兴，因为她也是门罗的粉丝，认为罗的获奖“对于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一种鼓励。”

　　施维伯林的写作吸纳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受到北美简约主义的影响，她甚至被称为“南美卡佛”，对此她感到颇为自豪。对于魔幻现实主义与简约主义这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取向能否结合，她曾经有过困惑，但正是这困惑让她走出了自己的路。

　　作为今年“上海写作计划”邀请的八位“驻市作家”之一，施维伯林要在中国待两个月。这一阵，她来到了北京。在一家咖啡厅，她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谈话时，托腮看着译者的眼睛，敏锐而投入。偶尔，她看看记者，笑一笑，或透过咖啡厅，瞥一眼窗外。在那里，夕阳的余晖涂抹着电线杆，阳光的颜色越来越淡，当采访结束，已经彻底暗淡、熄灭。

　　“可能”与“不可能”并行

　　新京报：看了你的书《吃鸟的女孩》，我们从这里开始。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杀死一只狗》，主人公尝试着用乱棍打死一只狗，一个醉汉过来警告，说打狗会付出代价。为什么是一个醉汉，而不是一个小孩，或者别的什么人？

　　施维伯林：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并不是故意设置醉汉这一角色，但他又正好说出了小说的主题。

　　我写小说时，喜欢使用两类人物：小孩和疯子。同时，我的小说也存在“可能”与“不可能”这两条“并行线”，但是又不像奇幻小说那样“不可能”那条线是完全虚幻的，我这两条线都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就是这样。

　　我得再说说。所谓的“可能”与“不可能”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想法，而是社会教的，比如杀死一只狗，你觉得会很残忍，这个社会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吃鱼，活鱼被杀掉，却没有人觉得这也很残忍。这就是说，“可能”与“不可能”是我们通过学习、分辨后做出的选择，但是，小孩和疯子是存在于社会技能的学习之外的两种人，很多时候他们出人意料，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喜欢描写这两类人物。

　　新京报：你的小说中，人物总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比如靠吃活鸟生存的女孩的孤独，忧郁症患者瓦尔特的孤独等。首先，你自己有怎样的孤独的体验？

　　施维伯林：你提到的“孤独”“忧郁”，确实是我写作时经常涉及的主题，除此之外，还有“痛苦”和“死亡”，也是我写作的主题。我写忧郁症……我想一想，可能与我的家庭成员曾得过忧郁症的经历有关。

　　我这四个写作主题，同时是文学的主题，不只是我一个作家来探讨它们；写作时，我每个故事都会与其中一个或几个主题有关联。当然，不仅是我写作时倾向于探讨这些主题，有的时候，读者也更喜欢欣赏这些，这是一个双方面的要求。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迎合读者？

　　施维伯林：不不，并不是知道读者更欣赏，我才去写，而是孤独等主题，是我愿意、喜欢去描写的，我有表达这些主题的欲望，我的写作是一种自发行为。文学写作的过程十分复杂，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确定为什么要写这一主题，写着写着才知道。另外，就作品的命运来说，不只是作者在“走”，读者也在“走”，这也是“双方面的要求”的一个体现。

　　嫉妒诺奖得主门罗

　　新京报：你一直致力于写短篇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短篇的魅力何在？

　　施维伯林：首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想要写的主题，都比较适合采用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我现在还没有创作一部长篇的灵感或冲动。另外，我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我喜欢小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让读者有一种紧张感。我会引导读者，只给读者提供一个出口，甚至可以说，小说里的紧张感、戏剧性，都是为结尾服务的，我喜欢这种方式，这也让我有了不断创作的欲望。

　　新京报：说到短篇写作，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新近的大事。你怎么看待她的作品？

　　施维伯林：门罗是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我自己很喜欢她的作品，甚至有点嫉妒她（笑）。当然，这个“嫉妒”不是说我嫉妒她得奖，而是她得奖之后，被全世界的人知道了，这么好的一个作家分享给所有人了……她得奖，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对门罗个人是如此，对于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一种鼓励。

　　新京报：门罗的获奖可能会起到这样一种鼓励作用，但在中国，也许因为回报低，短篇小说受到作家、出版商的冷落。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说创作的传统，现在是怎样一种状况？

　　施维伯林：和中国差不多，阿根廷的出版商也更青睐于出版长篇小说，因为篇幅长，回报高。但是，就阿根廷的小说创作来说，我们有辉煌的短篇创作传统，著名作家大多写短篇，比如博尔赫斯，他的短篇故事集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在阿根廷，我们有很多写作工作坊。一般来说，教他们的老师会从如何写作短篇小说教起，那么，这些人上了三五年的课，就可以出一个短篇小说集了。所以，很多作者是通过短篇小说的创作迈入专业作家的行列的。

　　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专业的写作培训，没有什么赞助或者宣传，完全是自发的，这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尤其是能在著名作家的家里一起探讨文学话题，这真是一个奇迹般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培训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存在着危险，因为他们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可能会受到作家和文学训练的影响。

　　被认为是南美卡佛

　　新京报：你提到阿根廷的短篇小说传统，我们常以“神秘”“魔幻”名之，在你的小说里，这也成为一种显见的特色，那么，这一传统在你的创作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施维伯林：在我看来，阿根廷的文学传统，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又不仅仅如此，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我是阅读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当然会受到影响，除拉美作品之外，北美的简约主义小说我也特别喜欢，所以我认为，我的作品是这两种小说风格的结合。曾经有一个文学评论家，认为我是南美的雷蒙德·卡佛，我很喜欢这个评价，这就是我的风格。

　　新京报：这种风格的确立并不容易。什么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创作感到困惑？

　　施维伯林：在创作中，我最大的困惑是魔幻现实主义和简约主义两种风格的结合是否会被大众接受，要不要换一种风格，但是最后，经过我的思考，我发现只有这种风格能让我有持续写作的动力，我没有办法去写作其他风格的小说。好在我的这种风格慢慢被认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这个困惑反而让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文学道路，可以说，正是困惑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另外，我现阶段一个比较大的困惑是，到了我这个岁数，开始考虑要生一个小孩，我自己很想要，但同时如果这样，会占据我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会减少创作的时间，从而影响写作。更重要的，我是一个对世界感到悲观的人，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新京报：门罗是在孩子熟睡之后才有时间写作……对世界悲观，这个“悲观”如何理解？

　　施维伯林：（笑）就这样，她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嗯，对世界悲观，是因为我觉得从更广的范围来说，世界并不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的，我困惑要不要带一个新生命到这个世界，可能与此有关。

　　新京报：这种悲观使得你的小说看起来神秘、残酷而有一点重口味。

　　施维伯林：是的是的，当然。

　　（感谢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新闻处王戟女士提供采访帮助）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