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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近代史的新角度

2013年11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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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作者:冯筱才
2013年9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38.00

  中国近代史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丰富的内容,后人解读方法角度各异,而冯筱才教授的《政商中国_虞洽卿与他的时代》选择了“政商”作为切入点,观察近代中国的政治特色。

  虞洽卿本人并非重要政治人物和有实力的官员,他的档案没有专门机构保管,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冯教授前后花费十八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浙江、上海、重庆、台湾、南京、宁波等处图书馆和档案馆,挖掘这些零散资料,期间辛苦,凡是做过资料收集的人,都可体会期间的酸甜苦辣。除去这些档案文献,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期刊,杂志,工具书,相关内容专著,学术论文,使得本书的资料来源丰富而不单一。增加了可信度。

  近代中国人物传记,特别是民国时期人物传,范围比较狭窄,基本都是以几位政治人物为主,而冯筱才教授则从政商的角度,选择虞洽卿这个知名度不算很高的人入手,以其个人历史为经,以政商问题为纬,通过这个个案实证研究厘清这一历史时期内,政商结构演变的历史脉络(282页)。政商简单地说就是与特权紧密结合的商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现象,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而动荡的政局,更使得双方形成这样的利益投机结构,互相支持,甚至以某种制度性的办法来操作(前言7页)虞洽卿则是这类人物的代表,阅读本书,笔者深为商人的巨大政治能量所叹服,辛亥革命时期,他作为幕后推手促成了浙江、江苏两省的光复;随后整理上海的财政,北伐时期,他为蒋介石进行了个人募捐,并筹措了军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则在蒋介石和上海商界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在华的日本人就明白指出‘虽然提拔蒋介石的是孙文,但救蒋介石于危难的实际是虞洽卿。笔者认为这恰好是旁观者清,一针见血。虞洽卿的投入自然会得到回报,例如在近代中国,航运业因为要与地方官绅、社会各类人物打交道,一般少有非官方公司经营,1927年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虞洽卿所属的公司,轮船被军方扣押,他没有向其他公司那样自认倒霉,而是直接向蒋介石申诉,要其干预把轮船放回;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内迁,虞也到了重庆,他凭借和蒋的关系,开始经营垄断性的商车特权和道路许可。他的三北贸易公司要开辟温州到重庆线路,因为要涉及不同的战区,索要汽车行驶证就成了当务之急,正是有了虞洽卿和蒋介石的非同一般的关系,第七战区的余汉谋,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军委会副总长白崇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都曾为他开条。正是有了这样的关系,虞洽卿的公司才具有了一定特权,财源滚滚而来。除去这些合法手段,他也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贿赂官员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包括当时和海关、税务、交通管理部门,虽然报社曾揭发过其下属,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政商化,带给当时中国的弊端就是让官僚体系腐朽,让商业出现不平等的竞争,特别是在抗战结束后,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化,向心力瓦解,其报复性地追求暴利,特别是官员赤裸裸的寻租行为产生大量的贪官集团,让政府丧尽民心,虽然最高统治者意识到这弊端,并想解决,无奈政商结合已经凝固,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无法改变只能随波逐流。短短三四年,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崩溃,撤离了大陆。这些弊端被后来政权所意识到,可惜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彻底取消了私营工商业,以此断绝商业和政治勾结,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系统。可惜的是这样的体制出现了新的问题,社会僵化,经济枯竭,发展停滞,甚至普通民众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不得已到了上世纪末期 重新开放了私营,而政商在中国再度出现。而且丝毫不亚于前一代政府。

  笔者读完此书,感觉到禁止私营断绝其和政府往来,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因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体系没改变,官员权力没有监督,只有真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建立民主,法治的政府,形成完善的监督政府制度,才能把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来往定在合法来往的范围之内,不出现权钱结合坑国害民。

  □书评人 张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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