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文坛朝气

　　前不久，李洁非的新作《典型年度》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前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不同，《典型年度》透过那些对文学有决定性因素的事件，用几个横断面的方式呈现1949年以来文学和文人的命运。本报撷取了书中部分内容。

　　毛泽东思想创造力再次集中爆发

　　1955年8月初启动了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1956年有所缓解。1955年春、夏大逮捕中下狱的不少“胡风分子”，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这段时间，亦“忽然”纷纷获释。

　　1956年6月28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喜福堂主持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确定对丁、陈问题要重新查对事实。会议纪要上记载了这样的决定：“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决定恢复陈企霞的党组织生活。其实，最初的变化呈现于5月11日。那天，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已经查清陈企霞没有反革命问题。随即解除了对陈企霞长达二百七十七天的隔离审查，使其自由。这样一来，先前对丁、陈的处置，自然都发生疑问，陷于被动。作协党组负责人刘白羽承认，去年将丁、陈问题上报中央时，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从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重新查对事实那一刻起，丁、陈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到了“平反”的方向。较诸去年紧锣密鼓的高压批判态势，可谓急转直下，所以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以“忽然”相形容。

　　岂啻丁、陈二人命运有此“忽然”之变。1955年春、夏大逮捕中下狱的不少“胡风分子”，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这段时间，亦“忽然”纷纷获释。例如，孙钿于1956年6月底出狱，李正廉于1956年8月出狱，何满子、王戎于1956年9月下旬出狱，化铁、胡征于1956年11月出狱，彭柏山于1956年12月中旬出狱，王元化于1957年2月下旬出狱。

　　时间如果凝止于1956年，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与后来将有很大区别。1956年左右，毛泽东思想创造力再次集中爆发，标志是《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些成果思想含量很高，倘若切实践行，中国势必焕发强健气息，从此踏上光明坦途。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5月2日两次讲话的汇编稿。薄一波说，两次讲话，“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1965年12月，经刘少奇建议将两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到县团级。去除掉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1975年邓小平主政期间，进行第二次整理，由胡乔木主其事——后于1976年12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人们现在所见就是这个版本——内容较1965年有所补充，“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还有些具体内容没有收进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显然，较诸原始讲话，两个版本的意识形态面目都已加修正。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谈锋足以显示毛当时敏思健行的身姿。

　　提出“双百方针”是杰出贡献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十大关系时，将“双百方针”作为一个正式主张提了出来。

　　1956年，毛泽东又一个杰出的思想贡献，是“双百方针”。用这样的字眼给予这样的评价，是否夸张？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并不夸张。首先，这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说的；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人在意识形态上达到这种尺度。其次，“双百方针”本身精神内涵，跟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相一致，称为放之四海皆准也不为过。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后定稿的公开文本，改动极大，先后改了十五次，面目颇失。而在当时，向下传达时使用的是录音。据听过录音的黎之记述，讲话原有这样一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陆定一的文章（指陆定一宣讲“双百方针”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注）他们不登，四人文章（指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此文以“左”的面目出现——引注）他们最快在《真理报》登了出来。（有人插话：是《文学报》）。噢，《文学报》，那还好一点。百花齐放他们翻译成什么花都可以放。我们说百花是唯其多也。（《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可见“双百方针”在意识形态上相当超前，以致否定了斯大林、已经“解冻”之后的苏联，都难以接受。

　　“双百方针”，实际是《论十大关系》的成果一部分——这再次凸现了《论十大关系》的非凡意义——因为特别重要，很快形成单独的政策表述。

　　薄一波介绍了这个经过：1956年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陈伯达发言中毛以插话方式讲了几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几天以后，5月2日，也就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十大关系时，他将“双百方针”作为一个正式主张提了出来：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能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的精神探索1957年更强烈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实际上，进入1957年，毛泽东内心的探索精神比1956年还要强烈和炽热。最高潮出现在2、3月间，他连续作气象非凡的讲话或思路极为放达的指示。而重要的在于，这些讲话和指示有着从1956年延续而来的清晰线路，绝非一时一地的“偶谈”——这是我们用以辨别它们是否出乎真挚与严肃的有力根据。很明显，这时毛泽东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纵横驰骋状态，就像他谈论苏共揭发斯大林时所讲：“打破了神化主义，破除了迷信”，“是一种解放”，现在他是这样无拘无束、敢想敢言、藩篱屡拆。1957年春天几次讲话中他飞扬的风采，能使每个在场者动容。就连颇富知识理性的傅雷，也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在3月12日当场听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傅聪传摹其情形，竟至于陶醉：“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尤其以下几句感想，非同寻常：

　　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1957年3月18日致傅聪，《傅雷家书》）

　　注意，傅雷讲的是“思想自由”，且是从“旧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思想自由”来讲。我们今天看见这番评述，唯有无从想象之感。无论如何，当日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恐怕确要以神飞逸兴方可形容。

　　可惜，几个重要讲话的定稿本，与那时现场的实际演说之间，已面目大异。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原态物，是收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那些提纲。它们只是梗概，过于简略，然而究竟皆属毛泽东当时手稿，至少可保原汁原味。我们且看《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关于“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他的说明是：“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亦即，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不伤人、不搞打砸抢，都应允许。又写道：“作为了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似乎认为，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行为，并非有害，反而是解决矛盾、调整秩序的有用方法之一，尤其用来对付官僚主义时。

　　“发行《参加（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蒋介石选集。”这是说要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数。当时《参考消息》仅印二千份，毛泽东认为太少，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主张增加30多万份。还说“蒋介石选集”也可以出版。据在场者说，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二十年后可考虑。（《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提纲最后一句，也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一句：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3月19日和20日，毛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也有一个提纲。第一点很重要，是他近来最基本的观点：“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三个方面，讲清楚了“转变时期”；也再次证明他当时治国思想与反右后确实根本不同。他随后还批评党内“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提纲中也重复了一个时期他多次奉劝过的一个问题，不要见不得批评，要欢迎批评，共产党不怕批评；他说：“谁怕批评？阿Q。”鲁迅笔下，阿Q头上有癞痢，却不让人提。提纲末尾，毛提出了他对繁荣发展之后的中国形象的设想：“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多么阳光、健康和友善，至少我过去不曾料到，毛泽东脑中所畅想的未来中国，曾是这样一个既强健有力又温文尔雅的形象。

　　据《典型年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