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报销渡难关

　　■ 突破宿命（17）

　　□雪珥（改革史学者）

　　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消息，并没有令北京高兴。因为，他们将立即面对一个高难度的技术难题，这个难题处理不好，或许可能激起兵变也未可知。这就是军费报销。

　　根据大清国的财经纪律，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腾，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

　　相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战争，这次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不仅时间跨度长达10多年，军费开支巨大，而且，大多数军费都是前线军队自筹，账目更为混乱。在当时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无粮无饷的中央，只好下放权力，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于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凭借手里的湘军、楚军、淮军，不仅成为近代最早的军阀，也成为最早的财阀，甚至还拿到了辖区内的组织人事及外交事务大权，如曾国藩“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谘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

　　在严格得近乎死板的财经纪律下，为了报销能过关，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 ，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得到了恭亲王、慈禧太后等的赞许。

　　中央所顾虑的是：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目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中央最后决定，这场大战的军费仅仅要求“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决定一经宣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依然极度虚弱的清王朝，依靠明智“让步”，的确十分顺利地将湘军这个百战雄师予以和平裁撤，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地方离心倾向日益强大，直到最后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