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韫：民营经济要照顾到

　　林丽韫

　　1933年3月出生。中共第十届至第十五届中央委员。1978年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她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也是当时唯一的台湾籍中央委员。著名社会活动家，翻译家。

　　80岁的林丽韫精神矍铄，她仍然关注时事，每天坚持收看中文和日语新闻。

　　各种社会矛盾还是比较多，我们得面对现实，一一化解。我很希望社会保障的覆盖提高，让农民也能享受免费医疗，但中国人口太庞大，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每个人都有责任。 ——林丽韫

　　会上最关注法制建设

　　新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整个社会氛围有不少变化？

　　林丽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际上小平同志已经开始出来主持工作，“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家都欢欣鼓舞，但还是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太敢表达。一直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大家才渐渐开始思想解放，各种意见已经可以在桌面上了，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了。

　　新京报：当年开会的时候，你对哪些议题最为关注？

　　林丽韫：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等。关于法制，我记得一个事情，彭真同志，后来当全国人大委员长了，他在一个县里问县委书记，说党领导群众，制定法律，一旦制定出法律以后，党大还是谁大？这个书记说当然是我最大啊。彭真同志说，这是错的，一旦制定法律以后，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事例非常形象。我后来在人大参加法制工作，体会就更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种法制都建立了起来。

　　新京报：还记得开会时候是什么情形吗？

　　林丽韫：当时外边下着大雪，但京西宾馆里边的气氛很热烈。特别是我一直在中央联络部工作，看见那么多老同志回来了，心里又亲切又高兴。看到一些人得到平反，又觉得心里宽慰。比如陶铸，被迫害前，他是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每次有重要外宾接待的，都是他亲自出来，我跟他不能说熟，但有过多次接触，之前看着他被打倒，心里是很难受的。

　　新京报：当时工农兵代表参会的人不少，你会格外关注他们吗？

　　林丽韫：我记得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是一条大白毛巾戴在头上，一身农民装束，参加大会。当时陈永贵还经常给郭凤莲打电话，让她去汇报大寨的情况。还有邢燕子，吕玉兰，这些工农代表来参加中央全会，还是很受到大家的瞩目。

　　姑娘们开始穿着花棉袄下地

　　新京报：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唯一台湾籍中央委员，当时台湾与大陆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林丽韫：当时因为跟台湾分离了几十年，包括我的亲属，明明知道我在大陆都不敢给我来信，海峡两岸还是不通的。我记得当时也到过厦门，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金门，对面挂着“我们要反攻大陆”的条幅，回头看这边，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当时是完全对立的。

　　新京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背景有什么联系？

　　林丽韫：实际上，在十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要把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港澳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特别是会后，既然对台工作要摆到日程上来，中央委托邓颖超成立了中央对台工作小组。

　　新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其中农村的改革是主题之一，会后你在基层挂职，农民理解当时的政策吗？

　　林丽韫：当时我作为妇联的专职副主席去廊坊挂职锻炼。去之前邓颖超大姐专门嘱咐我说，下去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很好地贯彻实施，特别是农村的改革。农民富起来了，经济建设就更有可靠的支撑了。

　　当时农村的物质条件还是不好，但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精神面貌的变化，比如有一些姑娘开始穿着花棉袄下地了。大家精神劲头都很足。

　　对于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这是“右”的东西被批判，有农民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消除这些不理解、顾忌，让大家大胆去做。很快，农民掌握了政策，积极性起来以后，变化就比较大了。

　　新京报：能够感受到农民对农业生产有了盼头？

　　林丽韫：对，是有盼头，改革之风开始吹起来，主要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完善起来，农民有自留地了，愿意下工夫去种，种了归自己，慢慢让他们得到了实际利益。会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廊坊的猪肉就比较丰足了，地委开会，还研究怎么冷藏猪肉。

　　新京报：这次会议对你自身有一些改变吗？

　　林丽韫：我的工作基本是根据中央的节奏不断来变化的，在廊坊地委办公室工作的日子，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意义，每天从卧室跨出来，就是看天气预报图，看当天的虫灾情况，这些信息你都得在脑子里抓住，让我了解了农村的真实状况。

　　只能前进没有后退的路

　　新京报：现在你最关注中国哪方面的改革？

　　林丽韫：我觉得现在改革又到了深水区，习近平同志也一直在强调，还是要克服困难前进。大家都会希望改革。

　　最近看到了关于一些民营企业的新闻，它们对国家贡献大，但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而国有企业的垄断，也要打破。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国家还是要继续推行。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解决，只能前进，没有后退的路。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林丽韫：反腐问题，收入差距，社会保障还不完全公正，医患矛盾等等。各种社会矛盾还是比较多，我们得面对现实，一一去化解。我很希望社会保障的覆盖提高，让农民也能享受免费医疗，但中国人口太庞大，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每个人都有责任。

　　新京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改革的命题离普通人太远？

　　林丽韫：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是我们的，我们的家园，这个家园要变成什么样？比如说我在公共地铁上爱管闲事，有的年轻人占着位置装着睡着了，我就轻轻敲敲他的肩膀，同志你起来，你旁边有个老同志需要座位，你能不能让给他？大家都把这个社会看作是我来参与，我要改变社会，我爱改造这个社会，要有这样的意识。

　　新京报：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哪些期待？

　　林丽韫：大的方面，是希望一切政策都能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能化解社会中的矛盾。也希望领导人重视调查研究，遵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困难，看准了，腿就下去了，稳步前进。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贾世煜 北京报道

　　同题问答

　　重调研，实事求是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改革？

　　林丽韫：改革就是抛弃旧的模式，为了向前进，做一些政策上的改进。

　　新京报：在你看来，35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林丽韫：最重要的改革，还是思想路线上的改革。

　　新京报：未来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林丽韫：社会保障，反腐。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改革者吗？如果要你送给现在的改革者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林丽韫：希望他们能实事求是，重调研。在改革深水区，希望他们有把握了再进去，克服困难，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