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珍：少些折腾 多干实事

　　王学珍

　　87岁，浙江龙游人，以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参加第十二、十三届三中全会。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4年3月至1991年1月，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教育改革和高校改革事业起到推动作用。

　　87岁的王学珍穿着黑色的夹克衣、黑色布鞋，聊天时笑容满面，慢声细语。谈到学生时代的地下党经历，他眼睛闪闪发光，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时代。

　　对于高等教育，希望给高校更多自主权，增加教育投入，让高校有更多自由呼吸的空间，使像北大这样的高校能更快地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王学珍

　　控制物价飞涨 整顿经济秩序

　　新京报：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当时的社会氛围怎样？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

　　王学珍：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经济制度的转换时期，并因此带来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过快。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打破了统购统销的模式，除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物资，很多物资价格都放开了，实行价格双轨制。放开物价，人们可供选择的物资大大丰富了，但也带来一些问题，物价上涨太快，工资水平提不上去，扰乱了民众的生活，群众有不满意见。

　　新京报：你对当时的物价水平有何感受？

　　王学珍：确实物价上涨太快了，人民币贬值，人们排着队去银行取钱，再排着队去买东西。我感觉1988年物价上涨超过20%，1988年8月下旬，即将进行价格改革的消息传出，群众以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要开始，有的地方出现了抢购风潮。

　　新京报：在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初步改革方案汇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水平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上涨了，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二。”那时你们的工资水平如何？

　　王学珍：老教授说的是实情。拿教师的工资来说，建国以来，只有几次调整工资水平，调整的幅度很小，50年代北大一级教师的工资与80年代工资相差不大，但是到1988年，物价上涨太快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出现了一些抱怨、不满的声音。

　　新京报：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你对这个方案有何印象？实行效果如何？

　　王学珍：放开大多数商品价格，实行物价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必须经历的，但是价格改革太急了，工资水平没跟上，影响了人们群众的日常生活，引起群众不满。十三届三中全会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全会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要求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同时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从实施效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物价飞涨的情况，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到1992年，物价水平得到有效控制。

　　“小平您好”体现时代乐观

　　新京报：你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1984年10月底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你对那次会议有何印象？

　　王学珍：我第一次听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觉得很新鲜。开小组讨论会时，有不懂经济的同志就问，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管经济和懂经济的同志就给大家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要实现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就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就解除了大家思想上的许多顾忌。

　　新京报：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来看，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国庆庆典上，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让人印象深刻。

　　王学珍：当时我就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看到横幅时，我既觉得它真实反映了广大师生的心情，又担心它闯了祸。

　　这个行为是学生自己决定的，学校完全不知情。按规定，私自带横幅、标语到天安门游行是不允许的。

　　我很担心，就往天安门城楼中间看，想看看邓小平同志会有什么反应。我和他隔了一段距离，没看到他的表情，但我看城楼上的同志都鼓掌了，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也跟着鼓掌。

　　新京报：这横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可以这样理解吗？

　　回到学校，是的，我心里挺高兴的，北大学生活跃、有创造性，那也是一个有创造力、有活力的时代，大家都拥护小平同志的改革。

　　学校不能成为搞钱机器

　　新京报：这个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学珍：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政企分开、管办分开，城市经济获得很大活力，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高校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需要听从于“计划”，招生国家计划统一招，学生毕业按分配。那时，学校要盖一座教学楼，需要用多少水泥、钢材、木材，都要报上级部门批准，因为这些材料都要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调配。计划经济对人管得太死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种死板的氛围改变了。

　　新京报：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学珍：原来的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现在思想开始解放了，管办分开，逐步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同时，可以招收部分委托培养生、自费生和保送生。大学毕业生也由国家统包统分改成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制度。学校教育科研经费来源增加了，可以自己办企业增加科研经费。

　　新京报：北大方正集团就是在那时办起来的？

　　王学珍：是的，当时学校经费紧缺，除了国家拨款外，我们还得自己想办法。原来是不允许学校办企业，1986年，政策允许，我们就自己办公司。公司挣的钱拿出一部分做教育科研经费，另一部分留在企业做发展基金，产研结合，既解决了学校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也使得科研成果能转化成生产力。

　　新京报：没有人反对校办企业？

　　王学珍：有反对意见，有些人认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要沾染商业气息。方正办起来后，发展得很快，反对的意见就逐渐少了。不过，现在学校的校长、书记、各学院院长，甚至一些系主任、教授都得去搞钱，这不好。学校不能成为搞钱的机器，这种不正之气必须狠刹。

　　少开点会，多做些科研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病是什么？

　　王学珍：现在很大的一个弊病仍然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应该给高校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有人担心“一放开就乱了”，有的领域放开了也没见乱到哪里去，出现个别问题，及时纠正就好了。

　　现在很多知名的教授、科学家要把很多时间花在申请科研经费、应付检查评比、参加各种会议等上面，很可惜。应想办法让他们能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科研上。

　　新京报：有人提出高校“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你认为可行吗？

　　王学珍：现在的高校行政化可能比80年代还厉害些。高校当然要有行政管理，要去的不是行政，要去的是“行政化”。“行政化”有学校的问题也有上面的问题。“去行政化”要学校和上面共同努力，就学校来说，现行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现在“去行政化”是要在现行体制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各个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发挥教授的作用，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多听教授们的意见，更多地让他们做主。

　　新京报：你希望教育改革朝着什么方向进行？

　　王学珍：对于高等教育，希望给高校更多自主权，增加教育投入，让高校有更多自由呼吸的空间，使像北大这样的高校能更快地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缩小贫富差距 减少社会摩擦

　　新京报：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你有何建议？你会特别关注哪些方面的改革？

　　王学珍：我离开具体工作岗位20多年了，对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提不出具体的意见。我认为要遏制腐败，腐败是个毒瘤，会侵蚀社会主义基础，必须下大力气反腐。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如何深化经济改革？城镇化怎么开展？政府怎样转变职能？等等，问题很多，不能要求一下子解决，要分清急重轻缓，抓住当前的主要问题，深化改革。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何期待？

　　王学珍：期待改革不停，平稳推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少社会摩擦，让改革成果被更多人享有。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北京报道

　　同题问答

　　勇于面对改革 实现国家复兴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改革？

　　王学珍：改革就是革除经济、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等各领域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部分，跟上时代发展，满足群众需求。

　　新京报：在你看来，35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王学珍：是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新京报：未来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

　　王学珍：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也要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改革者吗？如果要你送现在的改革者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王学珍：我只是8000多万党员中平凡的一员，有幸参加了党不平凡的改革事业。

　　1948年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地下党革命工作，同学有被国民党抓进牢房、牺牲的，革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2月4日，北京2000多名地下党员在宣武门内的北大四院礼堂开会师大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热火朝天的讨论。开完会半夜了，我和同伴从宣武门走回红楼，穿着单薄的棉衣，瑟瑟寒风，我心中很暖：想着以后就好了，可以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了。没想到此后经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次折腾，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送给现在的改革者一句话：少点折腾，多干实事，坚定信念，要有信心、耐心、恒心，勇于面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