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改革的关键期就在未来五年

　　徐冠华

　　72岁，中科院院士。以十六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第十六届三中全会。2001年-2007年担任科技部部长。在任上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并致力于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重视市场的力量。

　　“要铁腕”，徐冠华改变了坐姿，直起身，手用力一挥。他用勇气、决断和旗帜鲜明来形容应有的改革态度，“不要遮遮盖盖”。

　　院士称号是对院士过去学术贡献的肯定。院士制度应该保留。问题是现在的院士在一定程度上被尊崇为公众的偶像，成为科学真理的仲裁者。但是在科学讨论中必须保持一个人人平等的学术环境和宽松的氛围。这对于科学技术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徐冠华

　　科技和经济结合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

　　新京报：你从1995年进入科技部做副部长，到2007年卸任科技部长，如何看待这十多年的科技改革？

　　徐冠华：1995年，我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来到了科技部。周光召是中科院院长，他当时讲，“你也许会遇到很多困难，也许会遇到很多问题，一定要尽力克服。如果实在力不从心，还可以回到中国科学院。”他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我放手来做。

　　这十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我更想讲的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看来，科技改革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冠华：我做了十几年科技部长，深感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应当主要通过市场，靠市场机制去解决。但我们政府的管理思路和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我看来，科技的问题，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

　　新京报：科技改革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市场的力量？

　　徐冠华：对，政府应当更充分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不干预微观市场的经济活动，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举个例子，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中提出，实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税前抵扣的激励政策。

　　但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从2006发布纲要已经7年过去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省、市自治区没有落实这项政策。

　　新京报：为什么呢？

　　徐冠华：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这项政策冲击地方税。同时，地方政府更热衷于把这笔经费，以研究项目的方式支持企业。

　　各级政府指导思想上转变，归根到底，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应从项目管理中解放出来，转到以制定战略、制定政策、创造环境为主的方面上来。这种转变很难，但是不转变，中国的科技是没有希望的。

　　难在利益分歧

　　新京报：产学研结合也主要靠市场发挥作用？

　　徐冠华：对于一些战略性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是必要的，但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所和知识产权持有者来讲，产学研结合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少数政府官员的视野有多大，能发现多少？还要靠市场、靠中介机构来建立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桥梁。

　　新京报：你也认为创新服务的中介机构在中国发展很慢，为什么？

　　徐冠华：创办创新服务机构，比办企业困难得多。办企业第一年建产房，第二年引进设备，GDP就上去了。而中介机构建设要从培训人才开始，要经过一年又一年，不断积累经验，做持续努力。还没有见到成效，主持者劳而无功调走了。

　　这和我们的政绩考核制度冲突，所以政府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让领导者更着重于长远。

　　新京报：政府职能转变难在哪里？

　　徐冠华：我曾经把意见分歧看作是认识分歧，以为只要把道理讲清楚，这个事情就好办。现在看来其中有利益关系问题。有不同部门的利益，也有不同群体的利益。不能否认这些利益，但要下决心去调整不同的利益诉求，才能解决问题。

　　新京报：下决心调整，只能通过改革？

　　徐冠华：沿着改革之路已经走了这么远，难道这一步还迈不出？我以为很多科技的问题，下定决心就不难解决，就看你有多大的决心。

　　院士制度不改不行

　　新京报：我们的评价和奖励制度是否也要改革？

　　徐冠华：我强烈支持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的改革。我做科技部长的时候，两次提出取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我看来，科技进步奖的奖励对象，多是面向市场的研究，应当让市场给予奖励。科技进步奖的评奖还容易引发腐败现象。

　　科技评价制度也需要改革，不要再强调有多少篇SCI论文，而应当强调学术贡献和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贡献。

　　新京报：为什么要改革院士制度？

　　徐冠华：我做了20多年的院士，对改革院士制度有切身体会。我以为，院士称号是对院士过去学术贡献的肯定。院士制度应该保留。问题是现在的院士在一定程度上被尊崇为公众的偶像，成为科学真理的仲裁者。但是在科学讨论中必须保持一个人人平等的学术环境和宽松的氛围。这对于科学技术创新是极为重要的。

　　新京报：你在任上曾两次提出取消科技进步奖，为什么没有成功？

　　徐冠华：第一次开专家座谈会，大家不同意。第二次召开科委主任、科技厅长座谈会，大家也反对。科委科技厅他们也有难处。在以项目为主要调控手段的管理模式下，一手是项目经费，另一手就是科技奖励。当时经费很少，所以科技项目奖励更重要。归根到底，这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

　　新京报：讲到奖励机制的问题，目前来说，大家也很关注科研腐败的问题？

　　徐冠华：学术腐败的问题确实存在。一方面应当加强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反映了科技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出人才出成果。国外的科研经费多用在培养人身上，但在我国长期以来，科技经费中能用于人身上的很少。现在据说有10%多一点。据我所知，在北京一个博士毕业生才有4000多块钱，只够租房，怎么能安心做科研？

　　不改变，中国很难出乔布斯

　　新京报：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你最关注哪方面的改革？是科技领域吗？

　　徐冠华：不仅仅是科技领域。我期待多方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是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必须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

　　另外比如三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难道还不够紧迫？我的看法就是，不要回避问题，下决心用铁腕做几件事，是可以做成的。

　　新京报：在科技领域，下决心用铁腕要做的就是政府转变管理思路？

　　徐冠华：首先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中长期发展纲要，去年又召开科技创新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政策，当前主要是贯彻落实。

　　新京报：你会有期待，多长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徐冠华：我希望五年时间，改革出现成效。这是很宝贵的五年。实际上再不改革不行了。当前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时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新京报：你觉得在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乔布斯？

　　徐冠华：毫无疑问，按照当前以项目为主而不是营造科技环境为主的管理模式，那很困难。

　　如果我们能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市场化的科技创新环境，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科技管理的改革，改革科技奖励制度，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像乔布斯一样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历史不确定性，也不会再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乔布斯。

　　新京报：或者这样问，你觉得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出乔布斯的环境？

　　徐冠华：我希望也在这五年。 新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同题问答

　　改革不要怕付出代价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改革？

　　徐冠华：什么是改革？改革是调整不同利益阶层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促进提高效率、增加创新活力。改革一定要怎么样？翻天覆地？不一定。改革一定要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有一种情况，重大问题的新思路面临意见分歧就会搁置。对官员个人来讲，这样比较稳妥，如果在探索中干错了一件事，就有可能断送个人前途。这种倾向不好，必须让大家敢于改革，做错了也要有改正的机会。要鼓励敢于改革的人。

　　新京报：在你看来，未来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什么？

　　徐冠华：大家都寄予希望，希望有比较大的动作。

　　新京报：你是一个改革者，如果要送给现在改革者一句话的话，会说什么呢？

　　徐冠华：我想说，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勇往直前。这是最重要的。作为改革者也许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也可能会有风险。但是想一想有这么多先烈为国家牺牲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我觉得现在谈及国家和民族责任还比较少。实际上爱国主义是一面永恒的旗帜，永远的动力，对每个人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