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期待明确政企责任

　　要确立文化改革发展的新目标，在转企改制基础上增强文化市场主体竞争力。

　　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北京、广东等九个省市为综合性试点地区，30余家新闻出版、公益性文化事业、文艺创作演出、文化企业单位承担试点任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一经启动，便成为了文化界、乃至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投融资过分依赖政府，投资主体单一，民间资本与外资投资渠道不畅，影响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十六大以后，文化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取消限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文化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更赋予了文化建设新的使命、新的要求，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文化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文化的引领凝聚，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指出，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关键是要通过改革破解难题、解决问题。要确立文化改革发展的新目标，着力在转变职能基础上提高文化宏观管理能力，在转企改制基础上增强文化市场主体竞争力，在规范秩序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统筹城乡基础上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统筹各种资源基础上提高文化走出去水平。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邓丽丽认为，即将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文化体制改革应该会跟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一起前进。

　　她期望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能明确规定出到底哪些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责任由企业承担，“政府只有亮明自己的态度，企业才能在转企中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目前这条界限划分得不是很清楚或是执行得不到位，一些改制后的单位还是事事指望政府拨钱。”

　　改革试点

　　中国杂技团转企改制：“把赛场当市场”

　　2006年底，有着56年历史的中国杂技团从事业体制的艺术表演团体，转制为自主运营的股份制文化企业。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红这样形容体改后的中国杂技团：“把赛场当市场”，通过赛场接订单。

　　今年1月，在第37届摩纳哥国际马戏艺术节上，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选派的《俏花旦——集体空竹》和《圣斗——地圈》两个节目，双双荣获本届艺术节的最高奖“金小丑”奖。

　　张红说，获奖的同时，两个节目也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订单，“就这两个节目，订单从今年11月一直到2015年全排满了。”

　　“改制前拿了奖就算完成使命”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是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的文艺院团之一，改制前是事业单位，享受国家拨款，每年还要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各个国家，那时杂技团的主要责任在赛场上。张红说，体制改革前，团里拿奖杯回来大家就算是完成使命了。

　　10月23日，吃过早饭的左朝峰来到排练厅，跟其他演员一起进行压腿、抖肩等热身运动。中国杂技团有6个排练厅，160名演员每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2个半小时在此训练。

　　左朝峰练习的是软功和绸吊，他说，这两个动作从2004年开始至今，每天都会重复练习，“你不练习就会落后，我可是靠这个吃饭的。”

　　1998年，年仅15岁的左朝峰从老家山东考入中国杂技学校。从6岁起，左朝峰就跟父亲学杂技，因为有些功底，16岁时他开始登台表演，充当一些小配角。2000年9月，左朝峰如愿以偿进入了中国杂技团。

　　两年学徒生涯期间，每个月的工资并不多，转正后开始逐渐增加，“那个时候干多干少大家拿的钱都一样多。”左朝峰记得，自己表演5个节目跟其他人表演1个节目拿的钱是差不多的，“一开始还没觉得什么，但时间久了，就觉得不是滋味。”

　　30年教师“变身”公司总经理

　　2006年，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部署，中国杂技团由差额拨款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国有控股、民营参股的文化企业正式注册。同年12月18日，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2009年，北京演艺集团成立，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正式转入集团，成为该集团旗下的骨干企业之一。张红是2010年调入公司任总经理一职的，此前她一直在杂技学校担任老师和校长。干了30年老师的张红没想到自己也下海了，而且是带着一支庞大的队伍集体下海。

　　刚进入市场，中国杂技团的领导就明显感觉到团里缺乏一支成熟的运营队伍，“改制前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人才，毕竟过去我们这种文艺院团都靠国家分配任务，上哪儿演出都由政府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就必须自己去赢得市场。”张红说，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杂技团首先面临的就是要引进大量的运营人才、营销人才。

　　转企改制后，中国杂技团将“精品战略”确立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一，并纳入了企业文化体系。

　　张红说，通过一系列改革，在转企改制不足6年里，中国杂技团共斩获国内外金奖16枚，其中仅2011年上半年就收获了3枚金奖。另外，转制后公司一方面坚持“走出去”，积极开拓境外市场，另一方面加强与各地院线的联系。目前演出收入年平均增幅保持在10%以上。

　　演员绩效工资与演出质量挂钩

　　团里收入提高了，演员的收入也跟着提高。但张红表示，改制后职工的收入再也不是过去的“吃大锅饭”了。她称，现在有考核机制，演员的绩效工资跟演出场次和质量挂钩，“实际上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上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能体现出优秀人才拿得多。”

　　跟过去事业单位不同，转企后中国杂技团也实行末位淘汰制，考核在最后一档的演员，再给3个月时间补考，不合格的将被淘汰，“现在成熟的演员训练不用人催促，到点儿大家都自觉去练习，不练就拿不了高工资啊。”左朝峰说。

　　在此过程中，杂技团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走出去’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杂技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行业市场秩序的混乱。”张红说，国际市场对中国杂技的同质化节目需求已经基本饱和，为了实现出口收益，行业内竞相压价的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手段频出。

　　为了摆脱中国杂技附属中介演出机构和竞相压价出口低端的恶性竞争局面，中国杂技团停止了利益明显倒置和低端廉价劳务输出的演出项目，转而将目标锁定为国际主流演出市场，追求高端和规模演出效益。改制前，中国杂技团的年收入平均维持在2000万左右，而去年已经达到了5000万元。 新京报记者 杜丁

　　【改革猜想】

　　文化体制改革有哪些问题有待破解？

　　祁述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还处于一个刚起步阶段，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没涉及。改革已经迈出一条腿，但还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到底采取什么形式跟进整个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前有些好的做法能否保留？

　　邓丽丽（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这其实还是观念转变问题，之前事业单位一些好的管理经验确实应该保留。除此之外，既然身份已经转变，就要完全按着市场经济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