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污染更需“倚重”市场手段

　　环境污染需要政府管，但依然应有更多更灵活的市场手段。

　　近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已成全国焦点，受到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十八大报告提到的“五位一体改革”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列入广受瞩目，其中提到，建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逐步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

　　“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节能减排得收益、获补偿”——今年下半年推出的轰轰烈烈“大气十条”，要求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

　　今天，经济措施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辅助手段；在三中全会，其很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

　　市场机制进入“大气十条”

　　“用市场手段来改善环境，这是改革的方向，”北京环交所董事长、北京环保局原副局长杜少中说，“以前在污染防治上，用得较多的是法律和行政手段，市场手段用得很少。”

　　他表示，现在，市场手段用得越来越多，和法律与行政手段配合使用，成为一个发展趋势，其也是国际上治理环境的通行做法。目前，美国大量使用排污权交易和环境保险，波兰开办环保银行等。

　　今年9月，国务院推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治理大气的行动计划，也称“大气十条”。其中，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章节提出，要求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分行业、分地区对水、电等资源类产品制定企业小额定额，对能效、排污强度达到更高标准的先进企业给予鼓励，并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市场手段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近20年中，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日渐增多。如：用命令控制加政府补贴推进二氧化硫控制；全国实施排污收费政策，筹集大量环保资金用于污染防治；地方试点推广排污权交易，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等。

　　但市场手段推进并非易事。如目前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正在进行的资源品价格改革在水、气等方面相对较为容易，但在铁路、电力等方面则推进较难。

　　在全国已实行的排污收费政策上，依然存在着费率过低，起不到充分的减排激励作用，以及排污费被挪用、挤占，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有业内专家表示，虽然有多种经济手段，但其依然还是辅助手段，需结合行政、法律等措施走综合治理环境的道路。他认为，目前最需要改革的，并非某个具体的政策环节，而涉及政府、公众和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大的定位问题。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说，“环境污染是公共的事情，是需要政府管的。”但他同时表示，依然还应该有更多更灵活的市场手段，在新的环境标准的要求下，由政府制定“游戏规则”，市场参与，同时加强执法监督。 新京报记者 金煜

　　【改革猜想】

　　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北京环交所董事长杜少中：在污染防治，环境保护上，把经济手段加入到环保上来，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我们国家今后更为重视的方面。经济手段如环境交易，是把环境要素换算成钱，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杠杆，调动了企业和社会各相关群体的积极性，促进大家去改进技术，淘汰落后过剩产能，降低减排成本，增强竞争力，最终实现可持续低碳发展。

　　改革试点

　　嘉兴排污权交易：一个指标竞价128次

　　10月22日，苏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啪”的一声，竞拍槌落下。一家生物质能公司以每吨4780元，共计22万多元竞拍到47.5吨二氧化硫的排污权指标。这是江苏首次通过环境能源交易市场举行的排污权竞拍。

　　而在另一个江南城市嘉兴，南湖区去年首次进行了网络电子拍卖会，据媒体描述，竞拍者竞争激烈，一个每吨8万元的化学需氧量指标当天最高标的拍出折合每吨165.5万元，最多一个标的竞价达128次，刷新历史纪录。

　　污染物总量减少是交易前提

　　排污权交易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企业之间相互买卖污染物排放的指标。

　　“哪个企业都会衡量，是买交易权，还是成本治理投入更低？如买指标成本更高，企业就会把指标卖出来，下大力气治理。”山西环保厅副总工程师杜斌说。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说，排污权交易并非“花钱买排污”，其一个重要前提即为“总量控制”，也就是说，不管企业之间怎么交换指标，行政区域内的排放总量不能增大，而且逐年减小。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引入了排污权交易这种“舶来品”，环保部总量司处长严刚说，目前，浙江、江苏、山西等省一级和市一级的机制已做得相当好。

　　比如浙江省，严刚表示，其将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有偿使用结合，起到了显著效果，可以在全国推广。

　　“以前指标是无偿分给企业的，比如无偿给一个企业可五年排放100吨的许可，现在则要有偿获取，目的是激励企业少排放，少占有指标，腾出更多指标空间给其他新建项目。”

　　嘉兴排污权交易市场活跃

　　嘉兴市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该市环保局前副局长沈跃平介绍，为推动排污权交易，其采取了化繁为简的办法。

　　他们首先对实施排污权交易前已无偿取得的排放指标予以确认，扣除其应承担的减排任务外的多余部分，就可加入市场交易。

　　然后，规定新排污单位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必须从交易中心购买。

　　在国家减排越来越严厉的背景下，排污指标越来越少，一些企业即使有多余的量，也不愿让给交易中心，对此，沈跃平介绍，其设计了3条破解规则：企业没有施工建设，且时间超过5年的，收回其排污权指标；企业未经申报或闲置超过2年的排污权指标，由交易中心无偿收回；企业闲置未超过2年的排污权指标，企业可以将指标出租给交易中心，每年获取一定利息。

　　沈跃平介绍，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一旦实施不当，必会遭到企业抵触，影响整个交易制度进程，对此，他们设计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价格上差别对待。老污染源要买排污权指标，可“打个折”，按新企业购买价的60%实施。

　　建立了回购制度，老企业如将削减下来的排污权退给交易中心，回购价格要比他们重购指标价格高，企业的后顾之忧消除了。

　　目前，嘉兴市的交易市场已相当活跃。

　　上升到全国层面尚有难度

　　然而，为何多年探索后，排污权交易还始终停滞在地方试点层面，而未形成全国的统一市场呢？

　　事实上，排污权交易在深入实践过程中，还是遭遇很多困难。

　　有专家指出，现在一些试点城市多处于政府“拉郎配”状态，号召少量企业树立榜样来交易，但更多属于新排放源和老排放源间的补偿交易，真正意义的排污许可证交易较少，有的是成立了机制，但无企业积极参与，形成有“市”无“场”的局面。

　　此外，因行政色彩过重，大多数交易案例没有形成具体的交易规则，导致交易双方只能依赖政府的行政安排。

　　“真正的排污交易，需要立法，开发标记物，确权，按照总量分配额，确定污染物消减目标，进行交易，交易完了要兑现，一环扣一环，少一个就转不起来，”北京环交所董事长杜少中说，“就像煎饼果子一样，光有鸡蛋没油饼，就不是煎饼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