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有顽固派

　　■ 突破宿命（18）

　　纵观整个晚清改革，其实并没有什么“顽固派”。

　　最为著名的“顽固派”，应该算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他从1884年“甲申易枢”后，取代恭亲王奕，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

　　醇亲王此前的确相当保守、排外，对有着“鬼子六”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总是嗤之以鼻，甚至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

　　吊诡的是，一旦主政，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激烈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更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对此，又是老外们看得更为透彻。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中国观察官员的真实倾向，“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醇亲王排行第七）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其实，早在光绪被选为接班人之前，醇亲王就一直执掌着首都卫戍部队主力“神机营”的实权。这支部队不仅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Krupp）钢炮、哈乞开思（Hotchkiss）步枪、毛瑟（Mauser）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更为著名的淮军，为醇亲王奠定了相当的权力根基。当然，这一切都十分低调。

　　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6年（1884-1890），与恭亲王主政的前23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因其皇父的特殊身份及对待慈禧太后的柔软身段，改革的空间竟比恭亲王还大，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都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

　　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在老李眼中，恭亲王更多的是英明领导，而醇亲王更多的是知音乃至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无忘海军”。

　　醇亲王之外，另一著名的“顽固派”、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尽管总是不失时机地要展示自己的保守，在诸如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课程上都要闹上一闹，但细看他的“顽固”史，却可以发现：他总是选择并不紧要的时刻、并不紧要的事情上发声，而在诸如洋人兵临城下、诸如设立总理衙门、兴办海军等直接关系到大局的问题上，他总是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倘或将所谓的“改革派”与“顽固派”列个表，更能轻易地发现：前者多是地方督抚或者中央经济外交部门的官员，他们承担着实实在在的建设压力；而后者则多出自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肩上没有担子，手中却有支不愿意、也不甘心闲着的笔……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