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不能用原则裁剪事实(1)

　　对公共事物做出理性判断，本身也是一个公共参与行为。

　　社会学家李培林今年有一本很是特别的新书——《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书中收入的部分文章，是作者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外文著作写下的评论随笔，发表于当时的《读书》。

　　可以说，在由旧作钩沉而成的文集《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内在地呈现了一个社会学家在其年轻时代如何打造其理性的过程。这些文章的发表年代，正是被称为当代中国的启蒙年代，一个不得不注意的事实是，到如今，已经有非常多的声音低回暗示着这样的结果：启蒙话语在情感上是成功，在智识层面却是陷入了衰败。学术成果丰富而且仍在不断耕耘的李培林，也许可以告诉大家如何避免此种失败的路途。

　　李培林和他的书，所示范的不仅是一个知识精英为人治学的姿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公民如何历炼自己的理性并使之保持建设性的过程。

　　【人物简介】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社会学研究》主编。198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工业社会学。主要著作有：《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李培林论文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等。

　　关于知识分子

　　激情与理性不可偏废

　　新京报：你曾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的两大固有特征，前者的病态发展会演变成避世乃至断尘出家，后者弄不好就成了高级牢骚和骂娘。那么，你欣赏的知识分子人格是怎样的？在你的精神成长之途中，是否有一些对你产生积极影响的人格范本？

　　李培林：这本随笔集的很大一部分是20多年前的旧作，属于文海钩沉，当时刚留学回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知识分子为了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往往需要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但在社会巨变中囿于书斋和自己的想象又容易被现实超越。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两位老所长，一位是费孝通先生，另一位是刚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陆学艺先生，他们身上有些共同的东西，一个是志在富民的精神追求，另一个就是长期坚持的深入农村的调查。这两个东西很重要，精神的追求是要连着民众的命运，学问的生长是要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

　　新京报：你在法国留学期间撰有一篇关于雷蒙·阿隆的文章，彼时中国文化界，更熟悉且推崇萨特。阿隆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激进学生嘲讽的对象，而喧嚣的年代过去之后，人们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上，开始给阿隆式理性建造纪念碑。你在文章中写道，阿隆不满足学府深院的仕途道路，但又难在宦海沉浮中波潮弄浪，而其一生因涉入时政过甚，记者和政治高参的工作常使他官味太足而难以跨越时代。你是怎样理解阿隆的人生与学术中的这种困顿？

　　李培林：我国发生“文革”的时候，法国也发生了1968年5月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史称“五月风暴”，整个过程从学生运动开始，最终演变成社会政治危机，终结了法国战后30年黄金发展时代，并导致次年戴高乐总统辞职。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当年学生运动的精神旗帜，他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在行动中成就自身”等名言，让法国一代革命青年热血澎湃。萨特和阿隆是同校同科，但最终成为论战中分别代表激进情感和保守理性的对头。我并非站在阿隆的立场为他被时代的冷落打抱不平，而是觉得改造社会需要激情，建设社会也需要理性，二者不可偏废。另外，学者要敬业，学界、商界和仕途，是人生的三条路，各有各的成就，不要做着学问，还想着升官发财，这是做学问的大忌。我国当下学界的所谓的“浮躁”，我看关键是守不住心中的净土。

　　新京报：你曾说，自己做学问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故而看到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扉页写下的四个字“为了中国”，心有共鸣。但这种使命感却被年轻人视为这样活得很累。“为了中国”是怎样一种情愫与志向？

　　李培林：现在对于年轻一代的相当一部分人，“使命感”往往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崇高”。但我觉得，无论社会怎样变革，“为了中国”这种使命感是融入我们血液的一种事业的精神支柱，中国近代受屈辱的坎坷历史和集体记忆，形成一种内聚力，把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与国家兴衰和民族荣辱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新生代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变革的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已经在网络世界叱咤风云。特别是汶川特大地震中新生代青年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为了中国”的使命感的另一种表达，给我很大的震动，所以代际之间也要相互理解。但我总觉得，“使命感”在新境况下无论以什么形式表达，还是很重要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软实力”。

　　（下转C04版）

　　C03-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