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与领路人(2)

　　（上接C05版）

　　■ 阅读陆学艺

　　陆学艺教授曾经说过，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他前前后后调研走过的县市超过百个，走访调研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即便在退休后，陆学艺教授也没有停止忙碌的脚步。他用数据去调查社会，用脚步去丈量乡村，用眼睛去感知变化，用学术热忱与社会担当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学研究者。

　　情怀：富有乡土情结的观察者

　　陆学艺原初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之所以中途改变研究方向，走出学术的深宅大院，把研究的视点聚集于当代中国农村的实际之中，绝非是他一时的冲动或受到某种灵感的激发，而是其学术生涯使然，甚至与他的出生地和早年生活史也不无关系。陆学艺生长在无锡农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陈翰笙、薛暮桥等人就曾对无锡农村作过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对同处苏南的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以图通过解剖具体的农村社区来统观中国社会。这些无不给陆学艺以极大的启迪和示范。6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学期间，就曾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去河南、安徽等地农村做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状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即便在他考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并在其后专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期间，对农村的研究兴趣也未曾减弱。

　　1978年那场曾率先在哲学界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由哲学界而及至整个思想理论界、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探讨之时，陆学艺却已由理论而实践，深入到安徽、山东、甘肃等地，对当时这些地区少数农村悄然兴起的后来引发为一场全国农村深刻变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实地考察，连续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的内部资料上发表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1978年10月)、《部分调整农村所有制关系有利于农业发展》(1979年4月)、《当前农村形势和农业调整的几个问题》(1979年9月)等调查报告和建议。

　　他是最早从理论上探讨并肯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之一，曾得到当时分别主持中共安徽省委和甘肃省委工作的万里、宋平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自那时起，他对农村的考察和研究愈发不能止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农村做实地调查，从1983年开始到1986年则定点在山东陵县做实地研究，并兼任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1985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所副所长、所长职务。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客观上使他难以再像以往那样，有较充裕的时间蹲在农村，但其研究的视点却始终如一。

　　调研：深入中国现实

　　1988年，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摸准、摸清”中国国情的指示，拓宽、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在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仅次于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少数民族识别调查的一个大型调查项目，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选定了100余个不同区域类型，不同发展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市（县、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涉及近5000人，历时10年8个月，自1991年起陆续出版，到1998年10月出齐，共104卷，5000多万字。陆学艺教授是这次调查总协调班子的核心之一，他自己亲自带队参与调查，奔走于田间地头。“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记录了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和数据。

　　在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我从以陆学艺教授为代表的这批学者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也学到了怎么做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年轻学者们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大批中青年研究骨干从此脱颖而出。陆学艺教授本人也因为负责组织这样一个项目，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社会学实证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地位。

　　随着调查的深入，陆学艺教授觉得仅仅进行县市调查，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国情的。县市调查属于中观层次，需要村落调查给予充实和完善，村庄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中更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那时他已经开始积极设计关于全国百村的调查。在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村庄的大型调查，可以对县市村形成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可谓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姊妹篇，我也是策划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现在，我们已经把百村调研转化为一种常态性的调查，不做时间限制，滚动进行，使其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乡村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已出版了将近20项成果。

　　2003年，我们发现当年“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这支队伍，还有很高的热情。除了启动“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之外，一部分人觉得百县市的调查成果需要追踪，并且价值更高。随后，“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支持，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批准立项，这成为陆学艺教授主持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意义重大。我们在第一次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部分县市进行追踪调查，作了深入翔实的比较研究。这个项目2011年正式结项，出了二十多项研究成果。

　　即便在退休后，陆学艺教授也没有停止忙碌的脚步。他依然每年坚持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农村去做大量的调研，深入到县、乡、村、户和农民聊天。他用数据去调查社会，用脚步去丈量乡村，用眼睛去感知变化，用学术热忱与社会担当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学研究者。

　　■ 情系学科

　　陆学艺教授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细节不胜枚举。

　　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里，他感觉到社会学的学科力量，相较于经济学、法学甚至新闻传播学都太薄弱。所以，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进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每到一地，他都向当地的政府领导甚至省级主管领导提出在高等院校设立社会学系的建议，鼓励成立社会学研究所。

　　最为典型的是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陆老师与当时的副省长汪洋和省委书记回良玉的建议下建立起来的。广西大学的社会学系也是在陆老师的建议下建立的。陆学艺教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职位上卸任后，担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为该校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包括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硕士点和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建立都耗费了巨大的心血。

　　2006年，陆学艺教授联络了一批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名家给中央领导写信。一是建议增加社会学研究所数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相关的研究机构。二是建议增加全国社会学博士点数量，增加社会学招生人数。三是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社会学大会，由中央领导出席讲话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这封信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两次批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社会科学里一个学科的发展做批示，这还是第一次。

　　回望陆学艺教授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可以说，他是这个时代比肩费孝通的学者。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以及农村问题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他对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长期关注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农粮方面一路平稳与他的呼吁密不可分；

　　他提出中国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已经分化成十大阶层，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变化最早的描述和分析，到今天为止这个十大阶层的划分也没有过时，仍指引着一代代的社会学研究者及社会工作者；他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更是无人可及。他用哲学的方法思考，用社会学的方法实践，勇敢地成为这个时代“三农”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索者、实践思路的设计者和实践进程的参与者，也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学学者的精神导师。